棚户区——人间的地狱

                                               “前世不修今世苦，今世只好住棚户。”这是旧社会杨树浦女工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我的一个在香烟厂做工的表姐，就天天这么说的。    杨树浦原来的名字叫“杨木浦”，在19世纪后期属于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三保管辖的一部分，是离县城较远的偏僻农村。1863年（清同治二年），区境西南部沦为美租界，后来又与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从此，外国资本家沿黄浦江边侵占了大量的滩地兴建码头，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开设造船厂、纸厂、纺织厂……进行经济侵略。因此，19世纪末，江、浙、安徽农村的贫苦农民远离家乡到杨树浦来谋生的人很多。据1896年的工部局年报）统计，仅在杨树浦路的8家工厂，雇工有1．05万人，连同附近工厂在内，工人达2．5万人。    刚来上海谋生的农民没有房子住，他们就用家乡摇来的小木船，拖到河岸边上搭草棚居住，有的连草棚也造不起，只好拿芦席卷成了半圆形，用旧的毛竹当支柱，简单地搭成“滚地龙”作为临时栖身之地，大多搭在工厂附近。住“滚地龙”的人要跪爬着才能够进出，每到晚上，工人们放工回家，往往在“滚地龙”里叹苦经，带着悲哀的声调，轻轻地哼着：“我保工人真可怜呵，日日住格地龙厅呵，关末关格芦笆门呵，门闩用格茅草绳呵，门搭用格布条筋啊！……”    这是人间地狱的真实写照。棚户的结构十分简陋，毛竹、稻草、小树棍和泥土就成了棚户区居民造房子的建筑材料，居住条件极差，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粪便，一到了黄霉天，家家户户的屋里进满了水，长年臭气冲天。他们点油灯，喝井水，所以在旧社会流行过一句“若要苦，杨树浦”的顺口溜。    杨树浦棚户区形成于20世纪初。以我家为例：我父亲在19世纪末，从浙江余姚乡下随乡亲结伴来上海杨树浦，伙伴们大多在英国人的自来水厂（1881年建成）和木行工作，父亲靠表叔孙庭焕在英商业广地产公司当买办这层关系，找到一份管理杨树浦房产的工作，但房产公司是不供住房的，所以在小木桥附近搭了一间简棚。小木桥是连片的棚户区，居住的以纱厂工人为主，我的舅父在萧王庙附近（今鞍山地区）搭了几间草棚，以种蔬菜花草为生，平时由舅妈挑着菜担到租界里的高郎桥、齐齐哈尔路一带去卖。萧王庙周围多是农田，也是个苦地方，女工们为了求得神仙的保佑，去庙里求神的很多。萧王庙是道士官，庙不大，只有两进房，比下海庙要小得多，庙外只有一条小路，它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凤凰大酒家。小时我到舅父家去，最怕看见里的义家和“化人滩”，白天看到从大同会馆里面挖出来的棺材，晚上就要做恶梦。所谓大同会馆是临时寄放尸骨的场所，是死人“居住”的地方，江浙籍的工人死了以后大多寄放在这里，存满了一定数量的棺材，管事就用帆船把棺材从兰州河发运回死者的故里去。解放以后，萧王庙附近建造新华医院、上海电表厂等单位时，据说挖出来的棺枢、尸骨就有3000多具。    我生于1925年。据父亲说，这年的年底杨树浦曾经发生过一场公共租界工部局火烧棚户区的惨剧，整整一个晚上，一把罪恶的大火烧光了杨树浦路、平凉路1000多间草棚，火光冲天，到处是哭叫声，但没有人去救火，贫民死伤了几十个，造成几千人没有房子住。据1925年（公共租界年报）的统计，当时杨树浦公共租界内有棚户2000间以上，有半数集中在杨树浦路、平凉路一带。    后来我家搬到了虹口，我还是常跟着父亲去杨树浦路新康里，那里居住的多是纺织工人，弄堂对面就是英国人开的怡和纱厂，弄堂边的韬朋路（今通北路）上也有许多棚户。礼拜天花一毛钱去车行租一辆22寸的脚踏车，一个人就可以去杨树浦“兜风”，马路上难得见到汽车，过大连湾路（今大连路）属杨树浦地界，就到处是简陋的棚户和七零八落的“滚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