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医师惨烈殉国之第一人祭

现位于罗店中学纪念碑上的四烈士遗像。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在75年后的今天，再一次和你说起 “八·一三”——这个上海必须铭记的日子。
    我找到了，就在浩如烟海的各式典籍图书里——那么安静那么游离于人们视线之外，远没有“四行仓库”“八百壮士”那样广为人知。
    那是一位医生。75年前的今天，在宝山罗店，以身殉国。
    被日军残忍碎尸成六段时，他的手臂上，还佩戴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臂章。
    他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为了救护对日空战中负伤飞行员，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3位队员：助医刘中武，护士谢惠贤，护士陈秀芳。
    其后，宋美龄特用英语，在广播中向世界痛斥如此罔顾《日内瓦公约》的暴行。
    再后，四烈士纪念碑于1946年在殉难处建成，《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无一缺席加以报道。
    他被称为淞沪抗战前线的“医师惨烈殉国之第一人”。
    他的名字是：苏克己。

    前言 烈士其人
    “炎炎华夏，浩浩烟尘。八年抗战，泣鬼惊神。壮哉诸子，罔顾艰辛。***林弹雨，重义轻身。恤伤遇难，慷慨成仁。沸腾热血，惨烈绝伦。以寒敌胆，以式国人。河山不改，姓字常新。”
——四烈士纪念碑的碑文诔言
    苏克己，生于1900年，江苏武进人。南洋医科大学毕业，上海医师公会会员，曾任大场惠济医院外科医师、中国红十字会罗店医院院长，秉性善良，医术精湛，在百姓中素有声望。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苏毅然报名加入战地救护，罗店医院为救护医院。
    8月23日，日军轰炸罗店，救护队房屋被炸毁，全队正拟西撤时，适逢中方空军战士苑金函在空战中机坠人伤，落于罗店附近。苏闻讯急率队员赴救，不料遭遇日军，急将苑掩护匿入猪圈。苑得以不死，而苏与队员数人被俘，臂章被强行攫去，并被令跪地。据目击者言，苏被俘后大节不屈，以救护包猛击日军，惨遭***杀，并被肢解为六段，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其间，部分队员得以逃脱，但队员谢惠贤（女）、刘中武（男）亦被***杀；队员陈秀芳（女）腹部重伤，虽经救出送医，但抢救未果而亡。
    1946年，纪念碑在殉难处建成，东西两侧镶有四烈士瓷像。2000年由上海文管会再次拨款修缮，并于8月13日举行竣工仪式。
    当天，苏克己之女——苏洁参加仪式。

    第一部 遗腹女
    1937年10月，苏洁出生。
    那时，她的父亲苏克己，牺牲月余。
    在这位与“八·一三”同龄的同济大学退休教师的卧室墙上，唯一装饰，是一张由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苏克己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骇人的小纸条
    最最简单的人体示意图。
    一个圆圆的头，一截身躯，两手，两腿。却都在连接处，画了一条分割线。就在这张小纸条上，人体，相连在一起的人体，被分割成了六个部分。
    ——这张纸条，苏洁一直等到母亲朱宝琴1985年过世，才在整理遗物时发现。
    它，被单独收在母亲卧室的抽屉里。
    “明信片大小，叠得小小的，还皱皱的，看得出团过揉过。我不知是妈妈自己画的，还是别人画给她看的。这个疑问，再也没法求证了。”苏洁说，她刚一看见，仅一眼，就懂了。
    那，一定是她从未谋面的父亲。
    那，一定是她母女永难释怀的刻骨铭心：尸首不全，魂飞魄散，还无法归葬。
    正是在1937年8月23日，苏慷慨赴难的同一天，日军在宝山罗泾小川沙等处登陆，3个多月仅在罗泾地区就杀害平民2244人，占未及逃难的平民总数的80%。这个数字，来自于宝山汇编的上海地区第一部通过实证调查形成的侵华日军罪行专著——《罗泾祭》。每年农历七月十八被罗泾人定为“总忌日”：这一天，祭死难亲友。至今，罗泾的老人还在过这个特殊的日子。
    苏克己的亲友们待战事西移、沪战稍停后，去殉难地遍觅尸骨，而不得。翌年，一名原担架队员来告诉朱宝琴，说殉难地发现了2具尸体。朱立即邀请当时脱逃的救护队队员王才赓，同赴罗店办理拾骨入棺事宜。遗憾的是，根据尸上皮带和头发判断，二人是刘中武与谢惠贤。
    “妈妈后来还找过多次，都没结果。”苏洁缓缓地、平静地对我说。

    她的父亲母亲
    新婚半年，才半年。苏克己逝去。
    1937年2月，罗店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苏克己与罗店医院助产士朱宝琴成婚，参加了上海市第十二届集体结婚典礼。
    短暂而甜蜜的时光，或许成了朱宝琴守寡48年的最主要慰藉。苏洁说，有人问过母亲，为何不再结婚？母亲答，难找像他那样好的人。
    1937年8月初，日军舰云集吴淞口，战事一触即发。苏克己毅然离家，赴上海红十字会报到；怀孕6个月的朱宝琴则独自去亲友家待产。
    13日下午，苏克己率第一救护队队员开赴前线，抢救伤员兼运送伤员至后方，日日夜夜。
    23日，生离死别那一天——
    如果不是正好空战将士坠落罗店，如果不是闻讯立即赶去抢救战士，如果不是荷***实弹的日军无视国际公约，苏克己与队员们，应已安全转移，或至少能逃命。
    更令人发指的是，据目击者称，遭遇日军时，苏克己为掩护队员挺身而出，主动出示红十字救护包，并用日语介绍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的身份，而日军竟不管不顾！
    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朱晓明提供的《上海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朱为该课题调研众成员之一），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475页，每一页都沉重无比。
    “上海是日本侵略军铁蹄横行的‘重灾区’。在两次淞沪抗战，日军飞机对上海地区的轰炸规模之大、频率之高、范围之广，为历史上所罕见……‘遍地尸体累累，以妇女与小孩为多’”——这是第5页。
    “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救护队驻于真如东南医学院，门首悬有红十字旗，队员皆佩臂章。于八月十八日晨六时，日机掷弹轰炸该院，除院内房屋炸毁外，并炸死担架队长张松龄。”——这是第289页。
    苏洁说，年轻的父亲爱唱一首歌，歌词大约是“漫漫长夜，莫睹光明，世界尽荫翳……”

    活着
    苏洁只在梦里见过父亲。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那个梦，连她自己都觉得太不现实。
    “我梦见他推门回来，就是我现在住的杨浦这个房子。其实，他根本不曾来过。而且就算他活着，以年龄来看，2005年也不现实。”苏洁说着说着，竟笑了。
    埋头记录的我，抬头一看：不知从哪个时刻起，她的眼角已尽是泪。
    这位75岁的老人，在她1997年退休之后开始整理父母资料之前，对于她身世和那个模糊不清的时间隧道，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
    常人难以想象，她第一次完整地听母亲讲述父亲的故事，竟是在初中了，竟是和所有同学们一起，坐在台下听着，母亲被校方邀请讲述烈士事迹。
    她从来不和你说吗？我问。
    从来不，我也不敢问。苏洁答。
    她也从来不哭吗？我问。
    从来不，她说哭是懦弱的表现，我小时候觉得她就像是我的爸爸，外婆才像是我的妈妈。苏洁答。
    未亡人朱宝琴的坚强，还表现在曾一次次地向各相关部门写信反映纪念碑的重修一事。25年前“八·一三”座谈会时与苏洁相识并致力于相关研究的朱晓明，为我提供了宝琴多封反映信的复印件：如1957年4月24日“我到罗店去扫墓，见纪念塔顶之红十字已残缺不正，而四侧碑文脱落，令人痛心……请到塔前一看，是否属实……上个月已寄上一信，未见批复，今再次申请，务乞详细批复为感”。
    终于，1981年纪念碑重建，1984年在原碑西侧按原样放大重建；2000年再次拨款修缮，并于8月13日举行竣工仪式，苏洁受邀参加仪式并发言。此后她手写了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4页长，最后一句说的就是2000年新的纪念碑——“我想母亲在天有知，会含笑九泉。”
    采访即将结束，我问苏洁，父亲这件事，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她说，她常觉得自己身为烈属是无功受禄。
    顿了顿，她接着说，她可惜自己没有兄弟姐妹。
    又沉默了一会儿，她最后说，她的一生平平淡淡，她有时会怀疑自己面对日军时，能否有父亲那种大无畏的勇气，但最起码，她从没有，也不会去做任何坏事。

    第二部 相似的后人
    烈士刘中武的外孙女刘继风，站在马路沿上，拿着手机和我通话，忽然痛哭。
    在闸北区天潼路上一片老屋深处，我找到了陈荣章的后人。陈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队长，曾与苏克己并肩在前线救护，也是苏克己的大学同学。在《宝山县志》里，一张“淞沪抗战期间救护队在前线”的老照片，即由陈提供。照片上，合力抬担架者，正是陈与苏。
    风雨如晦。四烈士之中，我再无找到另两位烈士的后人。

    54岁，第一次见着父亲的模样
    1988年，刘景如54岁。那年初夏，她携子来沪，站在罗店纪念碑前，凝神盯住烈士遗像。
    刘继风告诉我，那是刘景如的生命存活了54年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模样。凝神盯住的那几秒，景如觉得父亲的双眼一直注视着她——
    父亲叫“刘中武”，就义那年仅25岁。
    景如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时，父亲离家去了上海。去做什么？母亲张雪荣只隐约知道，应该是去参加红十字会。之后，再无音讯。再之后，牺牲消息传回。家里，却连一张遗像都找不出。
    从此，孤女寡母。张雪荣带着景如，讨饭糊口。尽管，她已想方设法为孩子挡风避雨，但景如还是避无可避地在辗转流离中患了腿部残疾。
    今年7月，102岁的张雪荣在上海与苏洁相见。是求助么？毕竟，这对孤女寡母的生活至今仍算艰苦。“只是想见见其他烈士的后人，没别的意思。”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刘继风说，她与她的4个兄弟姐妹这么多年来始终深信，姥爷的牺牲是伟大的。
    此时此刻，我的手机里突然传来“哗哗”雨声，很嘈杂。
    刘继风说，下暴雨了。她的声量提高，大喊：“姥爷生前写回山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有一句‘尽忠不能尽孝’，姥姥记得清清楚楚，也清清楚楚地说了几十年，我们兄弟姐妹都能背诵。”
    电话那头的她，哭了。

    她们是谁
    92岁的朱爱秀坐在摇椅上，慢悠悠地叙述往事。比如，四烈士牺牲那天，救护队员边敏健，躲进了豆腐店里装满豆腐渣的缸里，在***刺刀乱戳的间隙，死里逃生。
    爱秀是陈荣章的夫人兼医生同事。她脱口而出了朱宝琴的姓名，虽然只见过一面；她还徐徐道出了，另两位烈士谢惠贤、陈秀芳很可能并未成家。
    我不能确证老人的记忆。因为，她怎样都想不起，陈荣章是何年何月去世的。
    女儿朱嘉平接话了：父亲1986年去世。对于父亲，女儿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楼大厅墙上仅有的两张单人照：两名陌生的青年女子，并非家人，并非亲友，却精心镶在镜框里。“爸爸说那是两位护士同事，他常常感慨很对不起她们，把那么年轻的她们，带去了抗日前线救人，却没再带回来。”
    她俩就是谢惠贤与陈秀芳吗？今人只知，她俩一定是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只知道她们的人生，她们的年华正茂，因那个战场戛然而止。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同样镶在镜框里的，苏洁卧室墙上那唯一装饰：“革命烈士证明书”。
    这些“八·一三”的后人，在不同的地方，用相同的守护，静静守护着一段共同的历史。
    这些文档里纸张上的肃穆历史，就是后人们几十年活生生的生活。
    苏洁说，她的家庭不善交流，她的守护独自默默，然而，“不要这么轻易丢掉吧，这总是家里的一部分”。
    嘉平说，她是父亲12名子女唯一在做这件事的，“至少让自己家人看看，老一辈是怎么活的”。
    相似吗？
    我无法忘记苏洁的泪。我也无法忘记当我告辞时，嘉平说：“谢谢你，还记得那段历史。”
    门外，风雨大作。

    第三部 未完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
    200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课题调研。2005年正式启动，历时6年。单以山东省为例，参与者有300余名省市县党政领导同志、近4000名档案文献查阅人员、30余万名走访调查取证人员。
    以上数据，源于“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的总序。
    就在这篇总序中，还有这样几句——“很多地方的课题组都到台湾查档。在台北找到了数量巨大、整理比较细致的抗战档案。台北“国史馆”馆藏的***时期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档案，涉及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有8924卷，内容十分翔实具体。”
    苏洁还告诉我一件事——据说在1988年，恢复健康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后赴台湾、还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飞行员苑金函，从台湾来到大陆，专程去了罗店的四烈士纪念碑前敬挽。
    此时此刻，我总算明白了：他们，或称“我们”，仍然在原来的地方。
    每一位经历过那个悲壮年代的中国人，以及每一位经历过那个悲壮年代的中国人的后人。
    淡忘了吗？不，从不，永不！
    不为仇恨，却也不容丝毫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