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云集顺德为改革把脉开方

　　第十三届广东改革论坛昨在顺德举行，广东深化改革再发力 

　　三十年前的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国改革历史上首个纲领性文件。三十年后的同一天，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以改革而闻名遐迩的顺德举办第十三届广东改革论坛。

　　此次论坛恰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心情振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作主题演讲。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中国社科院夏春涛教授，以及广东的王珺、肖滨、马敬仁、周林生、彭澎等知名教授学者先后在论坛上发言，共同重温《决定》，围绕“反思与突围”这个主题，畅谈改革成就，总结基本经验，正视存在问题，为以改革促发展加快经济社会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提效破局建言献策，充分体现广大专家学者对中国改革特别是广东改革的积极参与和热切关注。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与会专家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改变了，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决心和勇气，成功地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顺德是广东的缩影，顺德改革在广东先行一步，实现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顺德模式”。

　　专家们在总结30多年来改革骄人成就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一些日益凸显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随着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下一步改革的路怎么走？专家们特别对顺德改革进行了点评并提出意见、建议。郑永年认为，地方政府如果只讲宏观是逃避责任最好的方法，顺德改革应该更注重着眼于微观和细节，进一步明确单项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难点、办法措施、时间步骤等。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教授认为顺德人的可怕之处是敢于不断否定自己，勇于将自我否定转化为倒逼自身改革进取的内生动力，未来要在进一步坚持市场为主体，坚持法治化方面继续努力。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专门出席论坛。他表示，这次广东改革论坛选在顺德举行令人非常高兴。顺德改革正处于针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关键时期，论坛学者云集，为顺德改革“把脉”，为改革深入开展开出了“良方”。

　　建设法治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30年前，《***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成为中国改革历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引领着正全面走入改革开放社会的中国驶入发展的快车道；30年后，一群国内外顶尖级学者汇聚在以改革创新著称的顺德，回顾30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辉煌历程，循着前人的足迹，总结基本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思发展存在的问题，为未来30年中国改革走向建言献策。

　　改革开放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回顾30年来中国改革转变历程并展望未来

　　精彩语录：“只有通过真正的落实法治，才能杜绝公权力越位、缺位、错位情况的发生，促进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将权力关进笼子。”

　　30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推动了中国从闭关转向全方位开放的转变；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变；推动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向小康的转变。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接下来一大重点是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被人类实践证明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遵循这样的规律，轻则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重则使整体资源错配，导致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混乱。

　　因此，中国改革未来要进一步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同时，加强优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市场监督，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打造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明晰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职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主体。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职能，政府要引导产业的升级发展，就会避免直接干预，尽量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实现促进产业升级的目标。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应当着力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发挥政府积极职能，防范市场失灵的重要内容。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导向，落实放权、限权、分权。只有通过真正的落实法治，才能杜绝公权力越位、缺位、错位情况的发生，促进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将权力关进笼子。只有将权力真正关进笼子，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未来30年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精辟分析制度建设要义

　　精彩语录：“中国要提升到东亚四小龙的水平，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成功突围，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临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一样的处境。”

　　在以改革创新而闻名遐迩的顺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并不是一个陌生面孔。在昨日的广东改革论坛上，郑永年以《未来30年中国改革的关键领域与重要环节》为题，精辟阐述了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蓬勃发展后，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制度建设与法治社会。

　　他认为，当前中国面临两个最大“逃跑”：一是高端人才，二是中国资本，而这两样是每个国家都欢迎的，“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是治理的治，只有治才能把财富和资金留住，譬如新加坡以及一些发达国家。”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发展经验中，郑永年分析说，未来中国要进一步生存发展，就必须要搞好经济建设，“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做得非常好，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到近期世界银行分析报告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但人均GDP却很低，只有7000美金左右，收入差距大。究其原因，就是法治建设滞后，大量的财富和人才流失。”他指出，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20多年，不仅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新加坡的中产阶级比例约为75%~80%，而在中国只有25%~30%，欠缺保护中产阶级的机制。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正在于把无产阶级转化成了中产阶级。

　　“未来30年，中国重点要做好制度建设，也就是建设法治社会。”郑永年指出，这里所指并非法学家所说的狭义的制度建设，而是广义的制度建设。包括行政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他表示，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然而制度建设却相对滞后，且多宏观，缺乏细节。尤其是在县市一级，譬如顺德，要更多地在制度建设的微观领域发力。“中国要提升到东亚四小龙的水平，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成功突围，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临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一样的处境。”

　　“我觉得这一届的领导做得很好，实行集权，因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很大，改革如果没有权力，很难克服这么庞大的既得利益。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是比较容易的，每个人都很穷，穷则思变，大家都去赚钱了。而现在的改革很难，人吃得很胖了，走不动了，需要推动。”郑永年表示，改革需要集权，而集权的目标是为了分权；集权要向既得利益要权，然后再分给地方政府，分给社会和市场。如果不分下来，改革就很难推动。此外，他还强调，未来中国还需要做好反腐败，即反寡头问题，要防止经济寡头转向政治寡头。

　　实现公平正义 清理不法权贵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指出，未来30年全面深化改革须重建社会正义与公平

　　精彩语录：“在上一轮改革中，不法权贵集团已经形成。它不仅仅掠夺社会财富，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社会恶症。包括破坏法治、滥用公权力等，成为挡在改革面前的一堵墙。打破这堵墙是中国社会变革能够重启的前提。从反腐开始，真正的现实意义就是撬动这一堵墙。”

　　“什么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简单地说，老百姓遇到一些事情可以找到说理的地方，这就是社会最基本的要求。”

　　如何在未来30年全面深化改革中，重建社会正义与公平？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孙立平发言伊始，便抛出这一问题。他坦言，早前他也曾到访顺德，并就“公平与正义”的话题与顺德政府官员展开深入探讨，“近些年，改革越来越失去了本身的确切含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回到改革本身的意义上来。改革究竟要改什么，不是为了改而改，首先得强调要有明确的价值理念。上一轮改革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在这一轮改革中，目标就是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它应当成为这次改革的基本理念。”

　　他认为，我们决不能把公平正义看成是虚的东西。从经济到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往往都连着公平正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它也不是理想化的目标，不是左派观点。

　　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然而其中也伴随着不少问题。孙立平分析说：“30年前的改革面临的是早前形成的旧体制。而30年后，除了面临旧体制，中国要实现公平正义，还面临着新的弊端，即权贵。因此，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要清理不法权贵。”

　　他表示，在上一轮改革中，权贵集团已经形成，它不仅仅掠夺社会财富，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社会恶症，包括破坏法治、滥用公权力等，成为挡在改革面前的一堵墙。打破这堵墙是中国社会变革能够重启的前提。从反腐开始，真正的现实意义就是撬动这一堵墙。

　　“什么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简单地来说，老百姓遇到一些事情可以找到说理的地方，这就是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孙立平认为，未来中国改革需要寻求社会共识，真正走向公平正义社会，途径就是重建民主法治，清理不法权贵，举民主法治的旗，走公平正义的路。

　　而对于如何清理不法权贵，在具体操作上孙立平也给出了答案：“我们必须设立一条底线，即什么样的事情是公权力不能做的，例如强拆等，当政者需要对这类事情进行梳理。此外，对维稳所造成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行清理，拨乱反正，并在这些基础上，定出新的规矩。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建立公平正义的基础，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

　　增强忧患意识 努力攻坚克难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夏春涛畅谈广东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目标

　　精彩语录：“官员财产公示势在必行，就看是否有决心有魄力去做。没有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受到掣肘。”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在民族复兴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广东在先行探索的同时，也率先在发展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因此广东改革要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努力攻坚克难。

　　从国内整体形势看，改革进入攻坚期，必须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同时，进入深水区，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面对各种观点的碰撞论争，再也无法单纯“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中央进行顶层设计。发展进入关键期，但受到全区经济低迷的拖累，同时资源环境问题越发突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难度增大。

　　既要有对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有足够认识，增强忧患意识，同时又要看到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展望未来，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按照中央部署，届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成型。现在仅剩6年多时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是一个攻坚克难、爬坡闯关的阶段。

　　广东要有紧迫感，以改革创新精神，掀起新一轮改革和建设大潮。以党建方面为例子，广东一直重视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在全省整治“裸官”现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常抓不懈。广东若能在从严治党上走在前面，在发展党内民主、权力阳光运行、作风建设常态化等方面做好做足文章，其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将会得到完整全面的体现，其意义非同小可。抓党建，根本在于抓党的制度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譬如，官员财产公示势在必行，形成制度并不难，就看是否有决心、有魄力去做。“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受到掣肘”。

　　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助力深圳企业快速成长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分享深圳改革创新经验

　　精彩语录：“这些探索在深圳，不是政府想改革，而是深圳的企业和居民有着强烈的改革需求。改革是要创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软环境，给企业以更好的、更大的自由度。”

　　顺德近年来一直在构建“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培育好“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而其实，深圳在这两年也一直在这方面予以探索，并且还相当有章法。改革的成效，让一个8人组成的创业团队，成长为8000人的大企业。

　　昨日，来自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马敬仁在论坛上透露，深圳市这两年进行的改革探索简称“三化一平台”，即“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一平台”则指前海。马敬仁介绍说，在法治化建设上，深圳是国内最早提出建设法治城市目标的地方政府之一；国际化大概从三个方面解决问题，第一是基于自贸规则，选取国际上像伦敦、东京这样的12个大城市的先进自贸区经验，在其中再抓出十几项新规则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进行先行先试。

　　马敬仁进而分析说，上述三化还聚力到城市治理上，首先在治理体制上追求扁平化，“现在深圳有6个行政区、4个功能区、1个前海特区。将来的趋势按照珠三角规划纲要要求，将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把管理层次进一步扁平化，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马敬仁还表示，由于前海目前居民不多，只能选择是在平山、光明、龙华做一些小范围治理结构试点，但这是为了将来能在前海特区形成一套全新治理结构做铺垫。他也是《前海管理条例》的起草立法小组成员，现在前海作为一个平台，已在人民币金融、物流方面做探索。

　　“这些探索在深圳，不是政府想改革，而是深圳的企业和居民有着强烈的改革需求。改革是要创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软环境，给企业以更好的、更大的自由度。”马敬仁称，好的营商环境让深圳大企业成长很快。比如一家称为华大基因的公司，7年前只是由七八人组成、从北京过来的创业团队，到现在则已成为一个接近七八千人的大企业，在基因测序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既要“前卫”也要可复制 

　　核心提示 

　　在总结和分析了30年来中国改革的成就、经验和未来走向这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后，昨日下午，论坛转入“微观层面”，主要关注广东及顺德的改革。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教授王珺，中山大学教授肖滨，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彭澎，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林生等作为“广东及顺德改革专题论坛”的特邀嘉宾，全面梳理了广东及顺德三十多年来改革的经验与成就，存在问题与对策思考。其间，“顺德经验”作为案例被屡屡提及。

　　顺德改革 

　　“不照常理出牌” 

　　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 

　　讲述他眼中的“顺德人” 

　　语录：“顺德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另一种勇敢——勇于持续不断地自我否定，勇于将自我否定转化为倒逼自身改革进取的内生动力。”

　　在陈鸿宇眼里，顺德人经常“不照常理出牌”。进入新世纪前10年，顺德的工业化已经进入成熟期，在“转型之困”和“发展之痛”面前，围绕着“高端产业率”和“高城市化率”，寻找新的投资热点和发展平台，是当下许多先发城市的常见做法。但顺德却坦然将阻碍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归咎于自身的体制机制的落后，归咎于全能型、管制型的“政府主导”模式。

　　2009年，顺德人启动大部制改革，几天内就将原来41个党政机构及群团组织整合为16个部门。当前来考察学习的人们络绎不绝时，顺德人已迅速将政府机构的“物理变化”推向政府职能的“化学变化”，砍掉250多项行政审批权，向镇街下放包括400项行政许可职能在内的3000多项管理事项。当人们还在担心如何落实如此繁重的改革任务时，顺德人已经培育出众多社会组织，承接了120多项政府职能，聘请了1000多名各界精英担任各类公共决策的咨询委员，并且大面积使用网上查询和网上审批手段。

　　陈鸿宇认为，“审改”是顺德最“伤筋动骨”的改革，是政府部门的自我削权，“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但是，顺德以大无畏的勇气，把“持有”几十年的权力“减少掉”、“放下去”、“转出去”,使顺德在综合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找准了突围路径。

　　顺德这一系列的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创新“组合拳”，内里逻辑非常清晰：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变革，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顺德人正是懂得否定自我才能超越自我，而否定自我是需要胸襟、坦诚和胆魄的，这也就是顺德人善于“不照常理出牌”的“可怕”之处。

　　陈鸿宇坦言，目前顺德改革也正向深水区迈进。在坚持市场作主体，进一步厘清社会与市场界限，尝试招投标信用体系改革，推动法治化进程等方面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基层治理要 

　　从“管”治向“法”治转变 

　　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建言顺德三大改革 

　　语录：“顺德可学习南海‘政经分离’的经验，促进基层善治，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集约化、股份化，实现基层治理从‘管’治到‘法’治的转变。”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表示，作为改革标兵的顺德要在新时期的改革上再一次为全国作出重要贡献，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再造体制新优势。黄挺认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出路之一。“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目前转变政府职能的抓手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顺德通过推行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在更大范围创新决策、执行、监督体制机制，实行‘党政联动’，将41个党政部门压缩至16个，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接下来我们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来确定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按照职能要求该强化的强化，该精简的精简。”黄挺表示，同时按照精简的原则合理调整党委机构，“党委与政府机构设置不必要对等对口，党委机关精简、审批项目清减还有很大的空间。”

　　而在社会体制改革上，黄挺建议接下来党委政府可以对群众所关注的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出台惠民便民政策措施；同时进一步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构建公共教育、文化、卫生服务体系，全力促进城乡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均衡发展。同时黄挺还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很重要，有关部门可以以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为重点，继续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工作。

　　在农村综合改革上，黄挺则表示农改的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应当大力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可以学习南海‘政经分离’的经验，促进基层善治，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集约化、股份化，实现基层治理从‘管’治到‘法’治的转变。”

　　改革若无复制性 

　　就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建言 

　　顺德改革要“前卫”也要具有可复制性 

　　语录:“顺德的改革要走得更远，既要保持一定的‘前卫’，为全省、全国的改革探路，哪怕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有‘归口’、‘还原’式的‘调整’和‘退缩’，也要有本地人的支持和各地的借鉴和复制，否则就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

　　彭澎表示，顺德以“强政府、活市场、大社会”为特色和价值取向、以治权重构为路径的综合改革，可以从四个维度表述清楚，即“集权、放权、转权、分权”，具体表现为政府内部横向通过大部制“集权”，纵向则是通过“简政强镇”向下“放权”；对外是向市场“转权”，向社会“分权”。

　　彭澎认为，顺德综合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还有比较大的争议。最近，以“调整”的方式表明了有走“回头路”现象，也给国内综合改革以启示。

　　他建议，顺德的改革要考虑到可复制性。“只要在顺德推行得好的，比如说党政合署，我觉得应该在全省推广；全省推广合适了，应该在全国推广。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顺德改革就是‘后继无人’，没有整个国家的支持，是无法走远的。所以，我觉得顺德新一轮的改革要大声疾呼，要复制，追求可复制性。”

　　彭澎表示，顺德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保持改革精神。综合改革尤其是以治权重构为路径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政府的自我革命，严重地冲击人们的观念和利益。因此，要为改革注入强大的思想动力，必须突破三方面的障碍：一是要突破思维定势和社会放权、转权和还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公共参与市场和社会建设和管理。二是要突破现有的治理模式。对企业要从管理转变服务，对社会组织要从防范转变为扶持帮助。只有培育起强大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政府才可能真正地变小；只有依法治理，政府才有可能在变小时的同时变强。三是要突破部门和个人权力观和利益观。此外，还要重视顶层设计的法制化改革。

　　功能定位清楚 

　　运作机制畅通 

　　是改革的重点 

　　中山大学教授肖滨认为 

　　不应在大部制问题上过于纠缠 

　　语录：“重要的不是看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重要的是运作机制和功能定位。只要功能定位清楚，运作机制畅通，大部制或小部制都无所谓。”

　　肖滨表示，2009年启动的顺德综合改革，其改革的驱动力既有来自上级党政系统，也有来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最终来自上下两个方向的驱动力激发了顺德党政系统改革的热情和决心。简言之，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可以概括为“上下联动，内部激活”。

　　“但如今，顺德改革动力来自上面的显得有些不足，顺德下一步要考虑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肖滨认为，除了继续争取上级的支持，顺德还是有足够的动力的；外部的有来自企业经济、来自顺德的社会民众、来自于媒体舆论、来自于学界等等，这构成很强的动力。“内部动力可以评估下，如在内部公务员系统设立改革奖、改革金点子奖，可能钱不是很多，主要是精神荣誉方面的激励。”

　　下一步顺德改革如何改？肖滨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变革治理主体，另外一个则是理顺治理关系。“内部，党政治理主体要优化；外部，若干治理关系要改善。如国家跟市场、政府跟市场，国家跟社会、政府和民众等这些关系要理顺，要调整。”

　　肖滨认为，顺德改革下一步的重心应该是理顺区和镇街直接的关系和畅通运作机制。“现在顺德也向镇街放权，但是纵向关系不是单纯的放权，该集中的还是要集中，该放权的要放权。关键是要将区镇（街）两级的功能定位区分清楚。运作机制方面，顺德虽然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肖滨表示，从启动未来的改革来看，治权改革将为政治改革奠定基础。顺德新一波的综合改革以治权改革为核心，它不是经济改革，而是一场有可能为政治改革积累前提的混合型改革。

　　决咨委“地位” 

　　还有待提高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林生建议顺德政府 

　　邀决咨委成员列席政府常务会议 

　　语录：“顺德近年来全力推进综合改革试验，社会各界对以大部制为代表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较为熟识。但可惜的是，社会各界仍未看清顺德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动作与发展潜力。”

　　关注顺德改革的人，相信对周林生并不陌生。他除了多年来积极为顺德体制改革建言外，还是顺德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一分子。

　　他认为，“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是顺德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最值得瞩目的一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事业建设中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但在决咨委运作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决咨委的制度性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经费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对此，周林生建议顺德将决咨委正式纳入顺德区及下辖各镇街政府《议事决策规则》和《政府工作规则》中的“征求意见”环节。凡是提交政府常务会议集体决策的事项，决策前应当征询决咨委意见，“而且建议区政府根据专家学者专业领域特长，不定期邀请决咨委委员轮流列席政府常务会议。”同时，周林生还建议顺德将决咨委经费作为财政预算单列项目，确保资金的专项性与稳健性，并通过将决咨委秘书处委托给第三方管理来提升决咨委的经费使用效率与使用水平。

　　在决咨委成员智库化上，顺德由于鲜明的产业结构、社科院所力量有限，顺德第一、第二届区决咨委变化已属不易。从长远发展来看，周林生建议逐渐削减村居干部和企业精英比例，增强学者专家的多元化学科背景，平衡省内专家和省外专家的比例，并限制决咨委委员在顺德各决咨委的兼任数。

　　在周林生看来，目前顺德决咨委体系还需精简。顺德可以把区级各工作部门设立的决咨委合并到区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在其下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社会建设创新等专业委员会。这样既能全面统筹区决咨工作，也能强化决咨委打破部门利益束缚的独立性地位，避免各部门改革决策出现相互干扰和障碍的问题。

　　热点话题 

　　不要过早定论大部制成功与否 

　　昨日的论坛上，大部制话题成为“热点”。肖滨提到，希望大家不要在大部制的问题上过于纠缠纠结。无论是广东乃至全国的大部制改革，这一改革本身就受制于结构性约束条件，“重要的不是看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重要的是运作机制和功能定位。只要功能定位清楚，运作机制畅通，大部制或小部制都无所谓。”

　　肖滨的这句话引起了顺德区委区政府副秘书长李允冠的关注，李允冠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上还就此“请教”肖滨教授。

　　肖滨认为，不仅在顺德，即使纵观全国，大部制改革的成效仍需探究，但大部制并不是简单的部门加减，而是有机的整合。“简单的大部制改革解决不了政府机构内部的问题，尤其在基层，不要过分纠缠于内部横向的结构关系的处理。”他认为，基层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功能定位上。这样，每个部门，不管分还是合，主要是看相互之间的功能如何协调。内部结构协调好，把事情处理好，这样就可以。“以往大部制只是横向的改革，希望接下来是纵向的，涉及到权责利关系的调整。”

　　彭澎则认为，改革的探索如果无法复制或推广，一味地孤军深入终将退缩。顺德治权重构的核心是大部制改革，应该说是在整个综合改革中步子迈得最大的，争议也是最多的。首先是在佛山范围内得到部分复制，但其核心的一些做法如党政合署、联席会议等在佛山其他区并没有得到多大响应，更别说在佛山之外的复制了。

　　对此，黄挺指出，大部制改革还在进行和完善当中，希望社会各界不要过早地对大部制的成功与否下定论。同时，他认为，曾经和顺德发展基础相当的东莞和中山，目前的发展相当快，他希望顺德能总结东莞和中山的体制改革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