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刊登邓道坤署名文章吃派饭的年代

吃派饭的年代

邓道坤

　　吃派饭

　　吃派饭，对时下的年轻人很陌生，也很不理解。对我们这一代人，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2年元月，我从解放军农场分到大悟县革命委员会农业科工作。正月初四，我到县里参加下乡工作队员集训。初八，就同队员们一起下乡了，我们到了大悟县大新区三里公社第九大队。工作队长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南下老干部谈广义。

　　在这个工作队里，用现在的话说我有三张名片：大学生、技术员、最年轻。我和谈队长住一个小队，塆名叫路家塝。这个生产小队有两个自然村落，37户人家。在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放了两张木板床，一张四方形的小桌子，两把椅子。房间只有一个小窗户，不通风，光线也不好，这就是我们俩的“新家”。

　　正月初八这天，白天大队开会欢迎我们，介绍情况；晚上小队开会介绍情况。无非是人口、土地、产量、国家任务、阶级斗争等内容。夜已经很深了，我们才回到“新家”，躺在床上。谈队长一上床就睡着了，而且鼾声很大。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不自觉地想着往事，想着眼前的事……

　　想起了老母亲在我临走时的话：“要跟住户搞好关系，要舍得吃苦。”白天谈队长对我说，“小邓啦，这个大队的生产就靠你了！”搞好关系，要吃苦，抓好生产，这大概就是我目前的任务，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时期。我在一家一户吃派饭时，观察着、体验着、思索着。我的小本子上记着谁家多少人口、家境状况、个性特长等基本情况，每个家庭男社员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为做好工作打下了基础。

　　社员很热情，欢迎工作队员到他家吃饭，都算好了日子，哪天到谁家，于是没油的去借油，没菜的准备菜，到街上去换豆腐，到河里去摸鱼，千方百计地做好准备。从吃派饭的角度看，有三类家庭：一是干部家庭（大队、小队干部，以及在外工作的干部），我和他们比较熟悉，放得开，能吃饱；二是生活比较好一点的农户，也比较讲卫生，能踏实地吃饱肚子；三类是大多数，属于困难家庭。轮到这些家庭吃饭，就只能吃个大半饱了，一餐一碗米饭、一碗稀饭（四两），当时一天到晚都干农活，吃八两才够哇。不是农户不让吃，而是看到这些家庭缺粮、困难，不忍心多吃，不敢多吃。在这些家庭吃饭，男主人陪餐，女人、孩子都不上桌子，等我们吃完了，他们才吃。即使很困难的农户，也要弄点豆腐、小鱼、鸡蛋等好菜，而且劝着说，豆腐是老婆到街上去换的，小鱼是自己摸的，鸡蛋是自己家鸡生的，“没花钱，你多吃点。”可是，不远处几双小眼珠眨都不眨地盯着桌上，口水顺着小手指头流出来，你还能吃得下去吗？就是这样的豆腐、小鱼，我吃完了，剩下的主人还端走留到晚餐再用，常常我还没出门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有的邋遢家，我亲眼看着他们一个瓢又舀泔水喂猪，又舀清水入锅。怎么办？还得硬着头皮吃。有时候正吃饭时，小孩玩耍把鸡惊着了，一下飞到餐桌上拉泡屎，主人忙用黑不溜秋的抹布一擦，连说不好意思，我也硬着头皮说“没关系，没关系”，加速把饭吃完。

　　通常边吃饭边聊天，谈谈家庭情况，交流交流感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问寒问暖。边吃饭边做工作，宣传政策，宣讲形势，讲讲生产呀，爱国呀一些道理。每天晚上吃完饭后，交一斤半粮票，4角5分钱，哪怕中晚餐少吃一顿，或者晚餐有事走了，第二天还要把钱、粮票补上。社员收得很坦然，我们交得也很自然。

　　挨家挨户到社员家吃派饭，实实在在地接地气，在农村过着农民生活，进入到中国社会最小的“细胞”之中，呼吸着农村气息，与社员同甘共苦，吸取着精神营养。

　　农民苦

　　在中国社会里，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是国家的脊梁。

　　农民累。当年，全体社员除吃饭睡觉外的全部时间全部空间都在田间。早上要出早工，上午上工，下午上工，有时晚间还要上工，几乎一天三上工。种双季稻，是农民付出体力最大的耕作制度。早春三月下旬，水田还有冰，就要整田育秧。四月下旬，上身穿棉袄，下面挽起裤脚下田栽秧。双抢时节，农民最累。盛夏的七月，抢割早稻抢插晚稻，40多度的高温，上晒下蒸，何止是挥汗如雨啊？！晚上还要加班扯秧，蚊叮蚂蝗咬，烂腿烂脚。秋季要收割晚稻，搞好秋播。冬季冰天雪地要上建设工地，一年四季，月月忙，天天劳作10个小时以上。只有和农民一样泡在泥里，才能真正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滋味。

　　农民苦。那个年代最苦的是农民，农民苦在没钱花。农民一年到头在集体田里干活，就只有那点工分，没有时间搞副业，政策也不让农户搞副业。多数家庭只能养猪养鸡，在很少的自留地里种点仅够自食的蔬菜。靠养鸡卖鸡蛋换点钱，这是农户普遍的做法，而一个鸡蛋只值2分钱。劳动力多的家庭，粮食多一点，就偷偷地卖点粮食。社员手里没有可以换钱的东西，可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如孩子上学，点灯的煤油，食盐等日用品，过年让孩子穿件新衣服，等等，都需要钱。有的困难家庭把国家供给每人的一丈五尺布票都拿出去卖了换钱，还有的走投无路，冒着风险搞点“违法”的倒买倒卖。我挨家挨户吃派饭，对农民的苦感同身受，心里难受啊！在特困户家吃完晚饭后，就赶紧交一斤半粮票，6角钱（规定4角5分钱），平衡一下酸楚的心。

　　农民之所以这么困难，穷根就是一大二公的体制，穷源就是产品经济的桎梏。这种与农民一样的切肤之痛，使我后来悟出了“要想农民富，必须发展农业产业化，让农业生产变成商品生产，让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的思路。

　　农民贡献大。社员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成果，大多数都交给了国家。也可以说，社员是为国家而劳动。国家用农民的贡献，按每月30斤不等的粮食、半斤油、半斤肉的标准，定量供给城市人口，以此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保障了工业的发展，调剂了重点地区、贫困地区的供给。实际就是农民的无私奉献，帮助国家走过了原始积累时期，保障国家在动乱年代得以运转。

　　除了粮食等农产品(000061,股吧)外，再就是劳动力的贡献。当时每个劳动力一年有44个义务工，就是外出（出小队）搞水利和国家工程建设，非完成不可。大悟县界牌水库是该县最大的水库，位于三里公社九大队，于1971年至1974年修建。我驻队期间，队里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壮劳力在界牌水库工地上，肩挑背拉（板车）筑大坝，劳动强度十分大，非常辛苦。我和社员们一起在工地挑过土，拉过板车，后来当过建设工程的指挥长，也没少劳动。湖北省所有水库、水利设施、湖网渠道基本都是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兴建起来的，都是农民用肩膀挑出来的。44个义务工，若按现在的价格120元/天计算，就是5280元，等于是一个壮劳力一年给社会贡献了5280元。

　　农民困。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一大二公的体制，全国靠粮票吃饭的现状，社员受到最大的政治不公就是没有自由，被困在土地上，困在小队里。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比现在的村支书权力大得多，大队支部书记就是当地的“土皇帝”，主宰着社员的一切。社员符合条件当兵，进社办企业，要支部书记点头。社员外出，必须经过大队开介绍信，否则住不了旅社，甚至社员结婚都要支部书记批准，开介绍信才能领结婚证。推荐上大学，支部书记说你行才行，即使是个初中生也可以上大学。没有粮票连县城都去不了。就连劳动的自由都没有，各种农活都有生产队长分派，分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有选择的自由。僵化的体制制约着农民，各种规定限制着农民，各种权力管束着农民，吃派饭的年代，是中国农民最难的年代。

　　大动乱的年代，农民苦，干部也不容易，组织社员群众干了那么多建设工程，作了那么多的贡献。都是当年的干部群众一起饿着肚子建设的水利设施，才有了现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基础保障。所以，现在反哺农业，为农民办实事，天经地义！这既是党的执政理念，也是还账，是回报大地，回报父母。

　　农民情

　　农民是讲情分的，知恩图报，你给他做了一件好事，他一辈子都记恩。在工作队我是个普通队员，整天整月整年，像钉子一样钉在路家塝。我就下决心同社员打成一片，融入到他们生活之中。我记着老母亲的话，“要舍得吃苦”，用不怕苦不怕累，赢得路家塝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那时，我每天早起，挑起水桶，拿上洗漱用品，到流着山泉水的一条小河边去洗冷水脸，然后挑一担清泉水倒入住户家的水缸。自我住队的第二天开始，住户家吃的水我就包了，一天一担。为了给住户家节约柴禾，我基本上都洗冷水澡冷水脸。晚上八九点钟了，我组织、参加打工分和评工分会议，或组织学习“革命”的会议，或同队长、会计商讨工作。工分是社员获取生活的凭证，看得很重。天天晚上要打工分，天天晚上会为工分发生争执。白天累，晚上也闲不了，就这样我每天晚上十一二点睡觉是常事。早晨6点起床，挑完住户家的水之后，我就到队长家去敲门，喊队长起来敲钟、吹口哨，召集社员们上早工。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割谷、插秧、挑草头，除了犁田耙田外，什么农活我都干。在育早稻秧和管理早、晚稻生产期间，我就是一顶草帽，背把铁铣，打着赤脚，挽着裤脚，守在田间。七月下旬的一天插晚稻，因连累带饿，我昏倒在水田里，全身成了一个泥巴人。社员把我抬回来，像亲人一样照顾我，有的打一碗荷包蛋送来，有的炒点南瓜子送来，这种亲情深深嵌入了我的血脉。

　　当年我28岁，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帅哥一族，也能幽默调侃一下，逗得年轻社员捧腹大笑。所以，一起劳动大家很和谐，我要是离开几天，社员们就会打听“小邓怎么还不来呀？”一段时间后，到社员家吃饭，他们都是真情真心招待，使我走上工作的第一天、第一年过得无比充实。那个年代，干部作风都很扎实、朴实，与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是常态。县里干部一年要劳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干部一年到头都奔波在农村，抓生产，作贡献。

　　我在三里公社九大队路家塝小队工作生活了整一年，走过了春夏秋冬，经历了生产的全过程，研究了四季的农事活动，学到了很多东西，收获很大，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农民宁肯自己饿肚子，不吃不用，也要尽力完成国家公粮生猪任务的爱国大义；农民在寒冬冰雪、酷暑盛夏兴修水利的奋斗精神；农民一年到头天天劳作十几个小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疲惫身影；农民为了招待工作队想方设法，借油炒菜的那份情谊；农民为无钱买盐买火柴着急犯难的艰辛，都镌刻在我脑海中，我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往事悠悠，回味无穷。“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这种情怀伴随着我一生。随着我走进老年，往事的记忆还越来越清晰，甚至进入到晚上的梦乡，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