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如何续羊城有范本

2015年4月，《广州大典》第一期520册完成影印出版。

盛世修大典，太平纂鸿帙。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规模、力度前所未有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热潮。经十年磨一剑的《广州大典》，通过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本土文献典籍，接续了广州的历史文脉，自2015年面世以来便成为传播城市文化精神的范例。

为促进地方文献编纂出版与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由广东省文化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社科联定于10月11日至12日联合举办“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来自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学界名家将聚首羊城，从存史、资政、励志、育人的广阔维度，共商何以传承地方文脉守护中华文化血脉之未来。

放眼全国 各地掀起“修典”热潮

盛世修典。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2007年初***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全国古籍普查登记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工作随之开展。此外自2012年起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也在开展，全国各地历史文献遗存的“家底”逐渐清晰，相继掀起了新一轮规模、力度前所未有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工作热潮。

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殷梦霞的不完全统计，最近十数年间，至少有40个地方文献整理项目陆续启动。除了省一级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一些副省级城市乃至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级市也在组织本地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以广东广州的《广州大典》、江苏南京的《金陵全书》、浙江杭州的《杭州全书》、福建泉州的《泉州文库》等为代表。个别地方甚至县、镇一级亦有本地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最为广州文化界熟知的当数近邻佛山南海西樵镇的《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已整理出版近40种100册）。

学界人士认为，以上这些地方文献编纂整理保护出版工程项目，为保存地方文献、延续地方文脉、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地方特色、传播地方形象、助推地方学形成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借助于大型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工程项目，一些地方同时组建起相关的整理研究机构，如陕西师范大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等。

聚焦南粤 历史悠久文献丰富

广东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历代名人名家名作辈出，积淀了丰富的地方文献。明清之际“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曾言：“广东之文始尉佗”“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巨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矣”。

汉代杨孚所著《南裔异物志》，开创我国地区性物产志书的先河。随着地方文献的逐渐积累，广东历代涌现出了不少热心搜集地方文献的人士。

追溯广东文献大规模整理，应始于明万历年间。时任广东提学副使张翼邦编纂《岭南文献》。接踵而至的是明天启七年（1627年），广东提刑按察司佥事杨瞿崃推出的《岭南文献轨范补遗》。至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文集》《广东文选》、罗学鹏的《广东文献》、吴兰修的《岭南丛书》、黄登的《岭南五朝诗选》、温汝能的《粤东文海》《粤东诗海》、陈在谦的《岭南文钞》、吴道镕的《广东文征》、陈兰芝的《岭南风雅》等，对汇集保存广东地方文献都做出了卓越贡献。阮元、张之洞先后督粤期间创办学海堂、广雅书局等，刊刻古籍丛书，更是嘉惠学林，影响深远。十三行富商如伍崇曜、潘仕成，以组织文人雅士搜集、刊刻乡邦文献为荣，刊刻的《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岭南遗书》流传至今。

作为广东省会，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当仁不让的岭南文化中心地。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建城，至今已有2200余年的漫长历史，至明清以来在中原文化、百越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期间所产生的大量珍贵地方历史文献成为记录广州发展脉络、见证广州发展历程的载体。

承载使命 《广州大典》二期列入“十三五”课题

为传承和接续历史文脉，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策划并组织下，早在2005年，广州市先行先试，启动《广州大典》（以下简称“《大典》”）编纂工作。《大典》被列为广州市“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文化工程，2007年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为支持项目，2013年率先出版的《广州大典·丛部》荣获首届南粤出版奖。

历经十载之功，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为代表的75家海内外藏书机构和私人藏书家的支持下，2015年4月《大典》第一期520册完成影印出版，将1911年前清中叶广州府所辖地域范围内的40***种古籍文献（总字数约3亿）囊括其中，在拓展、补遗的同时，基本上实现了对2000多年来广府文献抢救、整理和再生性保护的目标。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同年挂牌成立，办公地设于城市CBD的广州图书馆。中心负责人介绍，其主要任务除推动《大典》一期文献续征拓展和研究外，重点是整理编纂出版自1912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广东（含海南和广西钦州、廉州地区）文献工作。

《大典》的出版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对《大典》给予评价：“由地方政府出巨资，地方文化部门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在全国尚属首创。《广州大典》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值得倡导。”

自2013年起，广州市委宣传部设立《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课题专项资金，鼓励海内外学术界充分利用大典丰富的文献资源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积极发掘大典历史文化价值。自2013年至2018年，课题资助立项151个，资助博士论文35篇。从申报单位分布范围来看，除广州地区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外，还吸引了中国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和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省外高校（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申报，其中部分课题研究成果已正式出版并获学界好评，“这说明《大典》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目前，《广州大典》二期（民国篇）编纂出版已列入2017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重大课题。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正持续推进《大典》有关后续编纂工作。包括《总目》于2017年完成编纂出版，《概要》即将出版，《大典》曲类文献有望于2019年出版，《书志》撰写任务协议签订全部完成并开始收到部分书志稿件，《大典》第二期（民国篇）编纂工作已启动，并如期开通《大典》网络服务平台。《广州大典研究》集刊第一辑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今年8月出版，今后每半年推出一辑。

会议前瞻 全国200名文献专家羊城聚首

本次“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由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具体承办，为期一天半，参会人员来自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至截稿前已提交论文60余篇。

“研讨会报名情况非常踊跃，直至会议召开前三天还有一些外地的专家学者希望获允参会，最终参会人数达到了200人的规模。”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形容，盛会犹如地方文献相关事业人士的一次“大会师”，其中既有知名专家学者，也有尚未毕业的硕博研究生；既有出版界人士，也有图书馆界人士；既有广东本省专家，更多的是外省专家。从70、80岁的知名专家学者，到20岁出头学术新进，老中青三代云集。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以本次研讨会参会年岁最长、年届80高龄的阳海清老先生为例，曾任湖北省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图书情报论坛》杂志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中国古籍总目》常务编委、《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副主编等职，凝结其数十年心血的《现存湖北著作总录》于前年出版，为《荆楚文库》“文献编”古籍部分和“方志编”书目的编纂、厘定奠定了基础。

“文史学者要充当智库，即要发挥自身所长，严肃认真整理、发掘地方文献，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支持，而不是改变自己所学，削尖脑袋去搞所谓时髦的东西。”国家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指出，近年来在高校、研究机构、政府中存在两方面的深思：一方面，政府希望高校、研究机构成为政府的智库，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高校、研究机构也在想方设法成为政府支持的智库。他认为，智库不仅要出思想、方略，智库的内容也包括知识、文化，有这基础方为“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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