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争议中出发

　　30公里长的深南大道，从东向西，自1980年到1993年，用了13年时间才全线贯通，其反复装饰整修则花费了更多时间。对于一条街道来说，这的确是太过漫长了;但对一座城市的形成，却又显得过于短暂。深南大道就是这样一条矛盾的道路。并且，这条大道为什么是从东向西，而不是从西向东，或者从中间向东西两头修建，其中也大有学问。

　　深圳特区是一张面积395.81平方公里的白纸。谁来干?怎么干?干的后果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革故鼎新之际，必要有敢为天下先者勇立潮头。蛇口的炮声已经炸响，特区西部已然立起一个标杆。特区其他地方呢?在哪里树起改革开放的猎猎大旗?

　　蛇口的时势是袁庚造出来的，分量更重的深圳当然也需要一位这样的“猛士”。

　　千钧重担落在此时已58岁的深圳特区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肩上。吴南生是个标准的文人，喜下棋、好收藏、善书法，来深圳前在省里负责宣传文教工作，把去深圳比作“弃文从商”。黄苗子曾赞许他的文化贡献：“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宋《群峰晴雪图》，就是他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后来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的。”不过，相对于袁庚在蛇口的大张旗鼓，吴南生掌管的深圳市却在为到底先开发哪里展开了一场辩论。

　　在吴南生的计划中，特区要由他所兼任的广东省特区管委会直接管，深圳市委、市政府要搬到关外的布吉办公。这基本上是国外出口加工区封关运作的模式，遭到深圳市当地干部的反对。且不说哪种特区模式更合理、更先进，谁都不想把自己排除在特区之外啊。值得注意的是，原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在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后，并未调走，而是转任深圳市委常务副书记，以他和市长贾华为代表的深圳当地官员对吴南生的新思路很不认同。1980年10月下旬，也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两个月后，深圳市委形成一份《市常委会议纪要》，提出了比较尖锐的看法：“举办经济特区，要看到深圳市干部、群众有一定的搞经济工作的能力，要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经济特区中的积极作用，要发扬民主，听取他们对特区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消除各种疙瘩和疑虑，使特区人民成为特区的建设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负担，置于特区之外，甚至强令迁出特区。”(据莫小培《评深圳特区筹建初期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

　　据一位早期在深圳从事基建的领导评价，吴南生的想法是搞出口贸易加工区(类似国外的出口贸易加工区)，而不是开发建设一个城市。这种模式，只需要一个规模不大的封闭区域就可以了。

　　最初，吴南生计划在深圳经济特区的中心位置福田划出3000公顷土地搞出口特区，并在1979年10月14日《致广东省委谈深圳改革》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但不久，他认为这块地太大，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相比之下，罗湖面积较小，距离香港最近，且是国门所在，先把罗湖建起来，可以更好地通过香港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特区形象。但就像“深圳”这个名字所呈现的，罗湖遍布山岭、沟壑纵横，且水患频仍，并无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地利之便。

　　吴南生后来把这一转变归结为一个偶然事件：“一场大雨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他所说的，是1980年7月27日的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泽国。此时，吴南生和一些城市规划专家恰好住在新园招待所，大水把专家们的规划图纸都淹了。这使吴南生决定将开发罗湖和治理水患结合起来，炸掉山丘、填平洼地。但把深圳特区“第一步棋”放在罗湖的想法，依然遭到当地不少官员的反对。直到***副***谷牧和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出面力挺，方才作罢。在吴南生的不断争取下，谷牧还破例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支持—这也是国家创办深圳特区的惟一直接投资。

　　就这样，比蛇口晚了一年多的“炸山炮”在罗湖轰轰作响。罗湖，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性城区。在这块狭小的地带，至今仍然是中国建筑(3.53,-0.04,-1.12%)密度最高的地方，一个方寸之地却先后产生了中国3栋第一高楼—国际商业大厦、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先后垄断了中国摩天大楼第一高度达15年之久，直到上海陆家嘴(17.93,-0.16,-0.88%)的金茂大厦出现。

　　罗湖和蛇口以“炸山”的方式，唤起了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激情，但也将深圳原有的缓坡低丘地貌彻底毁灭。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和发展观来看，这样做无可厚非;但从30年后的生态观来看，这却是一个十分遗憾的开始。

　　建设特区风雷激荡，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经验做各种研究论证。从罗湖出发，后来也被认为是一个匆促的决策。

　　罗湖地处“国门”，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深圳经济特区的大历史使命。由于其地段狭小，罗湖再也装不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能量，深圳城市拓展的脚步只好抽出罗湖，步步向西挪移。

　　从罗湖向西，是一个必然的取向。深圳建市之初，只有解放路、人民路两条水泥路，又短又窄。深圳经济特区版图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无论是主张先开发罗湖还是先开发福田，修建一条从东部的罗湖到西部的南头、蛇口的大道，是所有人的共识。

　　这条连通深圳和蛇口中国两大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大道”，以不可阻挡之势决然西去。

　　宽度之变

　　1981年1月20日，正在不断修整延伸的深南大道旁，深圳第一栋高层建筑—高69.9米共20层的电子大厦破土动工。这栋大厦由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投资，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是特区人心目中的第一个地标。为何特区创立未久，就急于搞出这样一个“形象工程”?

　　经济特区这个全新的“概念”，是那个年代闻所未闻的稀奇事儿。一时间，全国各路人马纷纷前来探营，各部委、省市都准备在特区一试身手。但面对纸上的蓝图和满目荒芜的土地，人们大都小心翼翼，走一步看一步。深圳市领导不得不用激将法：“谁敢建大楼，谁才是真正扎根特区的人。”正在兴建的电子大厦，犹如特区建设的定海神针。甚至，一些观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士，也在落马洲遥望电子大厦工程进度(那时电子大厦金鸡独立，没有遮挡，很容易看到)，以此猜测深圳特区的行情变化。

　　谁都想不到，就是这样一栋代表特区雄心和成就的最高建筑，却一不小心成了“拦路虎”。

　　电子大厦动工的前一年，深南大道2.1公里长、7米宽的第一截路竣工。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宽度增加7倍!很多人目瞪口呆。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当时特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汽车也不多，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而且资金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在特区建设一日千里的态势下，这座理想主义者居多的城市还是倾向于修建更宽的街道。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上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由此，深南大道宽度被规划为50米和60米两种方案。

　　但在两种宽度方案尚未最后敲定时，电子大厦便毫不客气地扎在大道50米宽的位置上，一点不留余地。不过，没有人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从7米拓宽到50米或60米，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就在“深圳第一楼”快速拔高之际，一个有更大雄心的人出现了，电子大厦一度面临停工厄运。

　　1981年1月的一个晚上，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约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到办公室，闭门谈了整整一夜。67岁的任仲夷力劝62岁的梁湘去冒一次险，离开工作了30年的广州，到深圳掌舵，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任仲夷下决心临阵换将，是因为深圳市领导吴南生和一些当地干部政见不合，特区局面难以打开。他需要一个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猛士，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他打开中国的“南风窗”—他们都已近暮年，时间不多了。

　　2月20日，***的任命决定正式发布，梁湘走马上任。他很快显示出与前任的极大不同：将深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来开发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正在施工贯穿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便成为梁湘实现城市梦想的主线。得悉电子大厦居然遮挡了这条大道的宽度，梁湘自然难以接受，下令暂时停工。据当时在深圳市基建办工作的杨荣成回忆，梁湘甚至动过拆楼退后重建的念头。但项目投资方已经投入巨资，这样做可能导致大厦流产，后果自然极为糟糕，也不是梁湘所愿意看到的。趁梁湘去北京开会的工夫，他的搭档，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决定电子大厦恢复施工。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能成为一个向后人反复讲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会发现电子大厦是靠近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许多。

　　因为挡过深南大道的道儿，而备受贬抑;因为带动了大道沿线高楼大厦的竞赛，自己却淹没其中，少人问津。只有在纪念特区历史时，它才会被重新提起。2005年，深圳经济特区25周年之际，电子大厦入选深圳市文化局等单位评选的“深圳改革开放10大历史建筑”，颁奖词煽情地写道：“如果说，华强北电子街是一条河，她，曾经是这条河的源头;如果说华强北商圈是一个舞台，她，曾经是这个舞台最早的导演;如果说深圳电子工商业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她，就是看着这棵树长大的园丁。”

　　这段评价刻意回避了电子大厦与深南大道的关系，或许评选方在私下仍然认为这是电子大厦不光彩的一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有理由和底气为电子大厦“翻案”。

　　深南大道的宽度，因为“电子大厦事件”，走向另一个极端。

　　1983年夏，梁湘率队到新加坡考察，被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景观震撼。回深圳后，决定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的绿化带，并在大道中间设置宽达16米的绿化带，以备修建地铁。当时设想从地表开挖的方式修建地铁，16米正是开挖放坡所需要的宽度。上海宾馆以西却扩至130米，有些路段此后达到160米。因电子大厦的影响，深南大道在上海宾馆以东为60米宽，其东段和西段由此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曾对没有人情味、大尺度的街道给予迎头痛击。她说：“街道及其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最重要的器官。试想，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她心目中理想的街道是连儿童都能自由行走的安全的公共空间。日本著名建筑师芦原义信认为，最好的街道应该是行人能看到街对面人的脸—这样的宽度大概在二三十米左右。

　　在深南大道上行走，当然看不清楚对面的人的脸。对于讲究生活情趣、喜欢在街头漫步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或许，这条大道的主角不是行人，甚至也不完全是汽车，而是密密麻麻排列在两旁的高楼大厦。

　　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城市大发展观来说，梁湘的选择或许是惟一的。深南大道宽阔的路面、绿化带以及沿线摩天大楼组成的壮丽城市景象，为千千万万的下海人展示出一幅美丽醉人的图景，也深深刺激和牵动着内地城市改头换面的神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从颓败破旧的城市氛围中走出，从机械僵硬的体制里醒来，深南大道所尽情展示的“深圳梦”，代表了一个与过去完全相反的，无比新鲜、自由、美好的新世界(12.61,0.01,0.08%)。无数忐忑不安的下海人，就是在走过深南大道时，心潮澎湃，下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

　　深南大道是中国开启汽车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的街道作品。它从一开始就按照汽车时代的速度和景观标准，以气吞山河的气势，串起了深圳组团式的产业蓝图，展现了深圳城市发展的大格局。它所体现的大气魄、大手笔，也触痛继而改变着当时社会体制、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坚硬的内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这种气魄和手笔，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梁湘可能并不知道，他对深南大道的大幅拓宽和绿化，也在无意中开创了中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先河。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城市物质空间的形象和秩序，来创造和改进社会秩序，而对以梁湘为代表的深圳早期的改革精英来说，就是要创造一个宏大、美观的城市景象，从而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面貌。当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改变自己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他们未必熟悉变化多端的城市规划理论，其做法更多是一种政治家的气概。

　　摩天大楼破题制度改革

　　用Google卫星实景地图搜索观看深南大道，呈现在眼前的，仿若美国大峡谷般的景象。大道两岸的峭壁，是由无数的摩天大楼组成，反射着金色、浅蓝、绿色的玻璃光芒……这个场景，世所罕见。在摩天大楼的故乡芝加哥，在高楼大厦更集中的纽约或上海浦东、迪拜，它们都没有像这样紧紧围拢在一条街道的周围，形成狭长、陡峭的城市峡谷。

　　这个城市，很简单，一条主线加上两边的大厦阵列，就可以勾勒出它主要的脉络和面貌。

　　是什么力量让深圳的渔田荒草里以长庄稼的速度长出这么多的摩天大楼?

　　除了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这个大背景外，一项制度的突破和改变，给钢筋铁骨间注入一剂“兴奋剂”和“增高剂”。

　　1982年1月29日，深圳市建筑工程施工由行政分配任务、预算加签证的老办法改为工程招标承包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大突破，就是深圳特区改革开放投下的第一块“石头”。不过，这并不完全是领导或专家的贡献，是被一家体制僵化的小建筑公司给逼出来的。

　　1981年冬，深圳市房地产公司和香港中发大同公司在罗湖合作开发国际商业大厦，这栋大厦是继电子大厦之后，深圳第二个动工兴建的标志性建筑，楼高也是20层，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最初，这栋大厦像全中国所有的大楼一样，建筑施工方是由有关部门指定分配的，国商大厦这次分给了一家广东省内的建筑公司，报价每平方米500元。还没等项目投资方深圳市政府回话，这家公司又先后两次将报价提高到每平方米550元、580元。工程为此耽搁两个多月，青草长到了膝盖齐。梁湘得知后大怒：“走了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受蛇口“三通一平”基建工程承办制启发，他决定像香港一样将这栋大楼的建筑工程公开招标。

　　经过18家建筑公司的激烈角逐，中国第一冶金建筑公司以每平方米380元的报价折桂，工期只要一年半，比原计划缩短了一半。省钱又省时，还公开透明。

　　改革者惺惺相惜、暗通款曲。这一年年底，袁庚在蛇口想出了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是对深圳工程招标承包制度最好的描绘，以比流行歌曲更快的速度走红全国。不过，就像所有的制度探险一样，工程招标制度实施之初，并非一帆风顺。曾任梁湘秘书的陈荣光在《首次工程招标开创深圳速度》的文章中回忆，这个举措一提出，就遭到广东省基建部门的反对，因为这可能会让外省甚至香港的设计和施工企业抢走本属于自己地盘上的生意。一位省基建负责人还当着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的面，以“国家主权”为名向梁湘施压。幸而梁湘得到张百发的支持，他说：“基建行业要搞活，深圳的做法是个试验。”同年秋天，******视察深圳，对这一做法给予肯定，并要求国家相关部门总结推广。这一制度在全国遍地开花，让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大提速。

　　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很看重建筑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深圳在建筑工程上的率先突破，或许是一个赢得邓小平青睐的做法。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首次南巡回京后，约见中央领导，专门谈到深圳工程招标承包制：“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几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由此可见，工程招标承包制驱动的深圳和中国第一代摩天大楼的疯狂生长，撑起了一片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天空，让人们最直观地感受和见识到改革的威力。而在另一方面，每当经济过热需要降温的时候，这些耀武扬威的大楼又会突然之间变成罪魁祸首。

　　中国第一代摩天大楼的代表作—1985年12月竣工的深圳国贸大厦则创出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这正是工程招标制和科技施工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一年，深圳有五百多项工程采取招标投标制度，占所有项目的90%以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前3年间，就有全国一百五十多家施工企业、九十多家建筑勘察设计单位进入深圳，展开大规模建设。

　　“深圳”这两个全国人民刚刚开始学着指认的字，一开始就跟“速度”和“效率”画上了等号。这两个词汇也赋予深圳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品牌价值。

　　大厦、大道合成“巨型空间”

　　在20世纪80年代，从1981年初动工的电子大厦到1985年底竣工的国贸大厦，短短5年间，罗湖建起了数十栋高层建筑，组成了中国的第一代摩天大楼方阵。在这期间，北京1985年建成长城饭店，上海1983年建成上海宾馆，广州于1979年建成白天鹅宾馆，但按总体规划成片开发的，只有深圳罗湖。

　　早期的深圳高层建筑大都分布在罗湖人民南片区和深南大道沿线。而如今，在深南大道东段，沿街基本上没有一块空隙，高楼大厦像牙齿一样排列两旁。不过它们穿金戴银地挤在一起，实在有些不协调。最高的“牙齿”是地王大厦;稍稍向前突出的“牙齿”是电子大厦;最短的“牙齿”是上海宾馆;最东端还有三颗“金牙”—罗湖商务中心和对面的新世纪(26.61,0.31,1.18%)广场—不过新世纪广场这两颗巨大的“金牙”，生虫烂尾已近十年了……

　　在深南大道西段，形成了中心区、中心西区(车公庙)、科技园区三大高层建筑群。这三个地方，大厦与大道也组合着各自不同的关系。在中心区，深南大道因为在中轴点上围合形成一个椭圆的中心地带，成为这块区域具有舞台效果的段落，再加上中心区的南北生态走廊形成的开阔带，这里新建起来的摩天大厦们与大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更多地扮演着在路上被人观赏的角色……到了车公庙一带，招商银行(13.16,-0.10,-0.75%)大厦与NEO企业大道，犹如两根巨柱，挑起了这片天空，大道两旁楼群密布，犹如两军对垒。这是自机场经广深高速(4.94,-0.07,-1.40%)公路进入深圳市区的第一地段，因而具有门脸效果。在科技园和高新区，以高科技企业自建大厦为主的高层建筑群也蔚然可观，代表了大道30年所形成的强大而生生不息的企业力量。

　　深南大道由大厦和大道组成的构图，也是深圳这幅城市大图的最基本的形状。同时，这也意味着要面临新的审美标准的评判—街道的宽高之比(D/H，D是指街道的宽度，H是指建筑外墙的高度)。芦原义信在《街道美学》中，认为不同的D/H比例会给人非常不同的感受。他说：“根据笔者观察，当D/H大于1时，随着比值的增大会逐渐产生远离之感，超过2时则产生宽阔之感;当D/H小于1时，随着比值的减小会产生接近之感;当D/H等于1时，高度与宽度之间存在一种匀称之感，显然D/H等于1是空间性质的转折点。”不同历史时期，街道的D/H比值不尽相同。西方中世纪时期，D/H大约等于0.5，而在达·芬奇看来，D/H等于1是最完美的了，到了巴洛克时期，D/H又成了2，说明街道的作用得到提升。

　　D/H的一个衡量标准来自人的视觉角度。人的仰视角度一般习惯于40度，街道宽度D等于建筑高度H的2倍时，才能够轻松观赏到建筑整体，否则必须很费力地、专门地去看。深南大道东段的宽度是50米，大多数建筑高度超过130米，D/H约等于0.38。怪不得有人第一次在深南大道仰望高楼的时候，帽子会掉下来。也有很多人，因此而对自己天天经过的建筑根本就是熟视无睹。惟一的例外是在蔡屋围和中心西区(车公庙地段)。在蔡屋围，大剧院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深南大道在此略有拐弯，因此从西向东的路上，可以很轻松地欣赏到地王大厦和深圳发展银行这片建筑群。从东往西过来深圳特区报业大厦一带，远远就能看到新建的NEO企业大道，也是一个街道的弯度提供了一个观赏的角度。地王大厦没有选择正对着深南大道，而是充分借助大道拐弯的斜角来展示自己，恐怕也是出于D/H的考虑吧。而深圳特区报业大厦就没有这种便利，要观赏它的旗舰风采，并不是一件随心的事。

　　在深南大道上海宾馆以西，街道加宽到130米，路边的建筑密度还不够高，所以即使建筑高度更高一些，却还没有给人太多的压抑感。但相信要不了多少年，除了绿化隔离带和中心区水晶岛以外，大多数地方也会被高楼大厦的“牙齿”填满。在西段D/H约为1，从街道一侧看对面建筑要开朗许多。但由于街道的宽度太大，要想到对面去，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以此看来，上海宾馆以西的大尺度的深南大道是缺乏人情味的，满足了人的视觉需要，却造成双腿的困难。很不幸的是，在深南大道中点的中心区投资大厦地段，因为道路过宽，车速过快，行人难以逾越，导致称党觥2009年10月深圳交警局的统计，深圳三大死亡事故高发的道路依次为深惠公路、广深高速、深南大道，前两者是高速公路和客货两用的郊区公路，而深南大道却是与长安街、南京路同样的城市标志性大道。如此看来，深南大道恐怕是全国最危险的城市中心主干道了。

　　基于此，我们或许有理由为电子大厦翻案，它曾犯的错误，反而可能是一件幸事了。事实上，上海宾馆以东的深南大道的宽度，能够容纳足够多的汽车，步行者通过也不太费劲，因而人气旺盛、商业繁盛，东门、人民南、蔡屋围、华强北这几个深圳最好的商业圈，都在这里培育生成。而西段的深南大道，因为过度宽阔，一直是汽车的天下，在路边很难形成好的商业或休闲聚集区。我们对深南大道西段的印象更多是通过眼睛获取，而不是靠双腿走出来的体验。

　　最新的西方规划观认为，街道不应是城市的分割线，而应该起到连结和交流的作用。街道设计要充分考虑步行者，而不能让汽车横行霸道。以此来看，深南大道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它太宽，尤其是上海宾馆以西地段，完全是汽车的天下;另一方面，深南大道特有的历史寓意，让它成为深圳人与自己城市的精神走廊。从历史的角度看，用西方世界最新的城市规划理念拷问成形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年的深南大道，拷问梁湘这样早期的改革拓荒者，不全面，也不公平。因为，这些改革之初的“拓荒牛”们的理想，并非只是为了修建一条完美浪漫的街道，虽然其中包含着他们的凌云壮志。

　　以深南大道为主轴，一个大城理想，在他们心中反复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