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辽博看镇馆之宝两仪玄览图

利玛窦与徐光启(油画)

利玛窦用的测绘工具

王绵厚在接受采访

       核心提示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广东省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辽宁省博物馆拿出了镇馆之宝——《两仪玄览图》。这幅由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与同时代的东、西方地图相比，对世界各地的描绘更为详细，已与现在的地图很接近。

　　《两仪玄览图》的发现纯属偶然，全世界原刻仅剩两幅，因为极其珍贵，省博物馆公开展览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

　　利玛窦在1603年编绘

　　与现在的世界地图相近

　　4月29日，辽宁省博物馆内人头攒动，“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展在此开展。在展厅的入口右侧墙上，一幅明代万历年间的世界地图——《两仪玄览图》(简称《玄图》)吸引了大批参观者的目光。

　　《玄图》高约2米，通宽逾4米，右上方有“两仪玄览图”几个大字。因年代久远，整幅图呈古朴的古铜色，个别地方甚至已经模糊不清。不过，地图上的山脉轮廓依然十分清晰，与现在的世界地图基本相近。

　　据辽宁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玄图》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因为太珍贵又容易破损，《玄图》一般不会轻易展出。”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的记忆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玄图》只在利玛窦来华400周年、省博物馆40周年馆庆和50周年馆庆时公开展出过。

　　“这次我们将《两仪玄览图》公开展览，一是因为这幅世界地图和此次展览的主题相契合，二是为了回馈大众，让大家对辽博文物有更多的认识。”辽宁省博物馆馆长马宝杰这样告诉记者。

　　《玄图》的原作者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玄图》并非绘在一整张图纸上，而是由八屏幅拼在一起组成。如此巨大的地图，在古代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王绵厚研究《玄图》已有30多年，可谓《玄图》研究第一人，对《玄图》有独到的见解，他向记者详细地讲述了有关《玄图》的故事。

　　利玛窦在华28年，为当时东西方传统文化交流做出了许多贡献，主要表现为对天文、地理、历法、数理、西洋美术等知识的传播和世界地图的传译。在利玛窦留下的传世文物中，又以他在中国编绘的世界地图流传最广。

　　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玄图》虽是利玛窦所编绘，但并非原初底稿，而是李应试刻本。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十分推崇利玛窦所画的世界地图，争相收藏。因此，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利玛窦画好《玄图》后，请好友李应试将其刻在木板上，然后进行批量印制。

　　王绵厚分析：“当初利玛窦在画这幅世界地图的时候，可能是画在了一张图纸上，李应试在刻制的过程中，考虑到地图太过庞大，就用八块木板来刻制，最后再拼成一个完整的地图。

　　既然《玄图》曾批量印制，那么除了省博物馆的馆藏，是否其他地方还有收藏呢？多年来，王绵厚一直在追寻答案。

　　“在上世纪中叶之前，利玛窦汇编的原初底稿、李应试的木刻板以及其他《两仪玄览图》刻本都没有被发现，我们一直以为省博物馆内的《玄图》为海内外孤本。”王绵厚告诉记者，30多年前，他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知名史地杂志《禹贡》上，曾看到过一句记载：“1936年，日本学者站泽信太郎称朝鲜黄炳仁氏手中有一幅《玄图》的藏本。”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找到那份图的消息。

　　直至前几年，王绵厚终于查实：193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朝鲜江原道人黄炳仁家中确实发现了《玄图》藏本。

　　“黄炳仁家中的藏本和省博物馆的一样，都是同一木刻印本，是1620年，他的祖先黄允中出使明朝时由北京带回去的。20世纪40年代，黄氏家族将该图捐给了当时的崇田大学博物馆(现为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王绵厚说，“据此，我们可以说，省博物馆馆藏的《玄图》为国内孤本，海内外共有两件。”

　　图上有满文注音，10余条序跋道出绘制秘密

　　记者仔细观察，《玄图》上很多区域及地名除了用汉字标明，还附有满文注音。并且，这些注音与旁边的汉文明显不是同一时期完成的。

　　满文注音的内容主要包括海洋名称，如大东洋、北海、大明海、地中海等；洲名，如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南亚墨利加、北亚墨利加等；地理标志，如赤道昼夜平线、短线、昼长线、地南极界、地北极界等。

　　此外，亚洲一些国家和城市名也用满文标注，在图上甚至能找到用满文书写的沈阳。

　　王绵厚推测：“这些满文应该是后金内府加写的。此图在明代为辽宁都指挥司所有，可能在明朝军队对抗后金的作战中起过参考作用。1621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辽阳，缴获此图。1625年，后金由辽阳迁都沈阳(盛京)，该图自此一直藏于沈阳故宫。图上有些汉字旁边加注墨书满文，原山脉墨线上又大都添绘青绿色，可能是为了方便清朝皇帝观赏。”

　　王绵厚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测，这与《玄图》的发现过程有关。《玄图》的发现非常偶然，1949年4月，文物工作者在沈阳故宫清理清代旧物时，在翔凤阁的屏风上发现了八屏幅《玄图》和《九边图》。

　　除了满文标注，《玄图》上还有10余条成段的文字。经专家考证，这些文字主要是利玛窦本人和几位明朝大臣、学者为该图写的序跋题识。

　　一幅图上的序跋对于理解该图具有很大的帮助。上世纪80年代末，王绵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将《玄图》上的序跋逐一抄录下来，加以分析。

　　王绵厚发现，利玛窦所绘地图在明代流传甚广，而且在《玄图》之前，他至少已4次编绘世界地图。

　　一位名为阮泰元的学者在短序中明确指出，在万历三十一年重刻《两仪玄览图》前，已有“吴锉曹(仲明)请刻大地图于留都(南京)，李缮部(之藻)复增其幅于大都(北京)”。

　　明朝官员冯应京在序中写道：“西泰子舆图凡三授梓……应京尝备员职方，见其(利玛窦)献图于上，倍菠掌故，乃悉其蕴序而传之。”

　　通过比对这两则序可以发现，在《玄图》刊行前，已有万历年间吴仲明的南京图本、李之藻的北京图本，此外还有冯应京在北京看到的第三次授梓(雕印)版本。

　　根据史料记载，吴仲明的南京图本刻制时间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之藻的北京图本刻制时间为万历三十年，而冯应京只有万历二十九年底以前才在京师备员职方，能够亲见利玛窦呈献于明神宗之图。因为在万历二十九年底之后，冯应京就调离升任湖广佥事，不久又被撤问罪。

　　将这些图本按照时间先后排序，应该是吴仲明图本较早，冯应京所见图本次之，李之藻图本在三者之中出现最晚。

　　“由于冯应京看到的图本是第三次雕印，据此可知，在冯应京之前利玛窦还应刻制过一次地图。”王绵厚总结说。

　　如今，吴仲明的南京图本和冯应京所见的第三次雕印版本都已失传，但李之藻的北京图本得以保留，且版本较多，其名为《坤舆万国全图》(简称《坤图》)。

　　在对《坤图》序进行研究时，专家发现，利玛窦在图上所作的一篇序中提到，他刚来中国不久就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其序原文为：“窦也跄伏海邦，窃慕中华大统，万里声教之盛，浮俘西来。壬午(万历十年)解缆东粤，粤人士请图(绘)所过诸国以垂不朽。”

　　“这进一步证实利玛窦在编绘《玄图》之前至少已经4次编绘世界地图。当然他还可能编绘过其他的世界地图，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而已，而目前以真迹传世者，只有《坤图》和《玄图》。”王绵厚补充说。

　　首次将明代的中国地名写入世界地图

　　“利玛窦在中国至少5次绘制世界地图，每次绘制的内容都较前一次更为充实。《玄图》是利玛窦在华期间最后一次亲自参与刻制的，也是最大的和最详备的世界地图。”王绵厚对《玄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告诉记者，这幅图与当时欧美世界地图和中国传统地图都有区别，是当时东西方唯一的较完整的世界地图。

　　在利玛窦之前，东方和西方的传统世界地图各有侧重，但都不够完备。西方的世界地图对欧罗巴等区域的描绘比较详细，但对于亚细亚等东方的描绘十分简单。而中国古代地图对域外地理的记述，仅限于日本、朝鲜、安南、西域、溯漠等，很少有对其他地区的描绘。

　　值得一提的是，《玄图》把中国古代地图中的传统地名引入了世界地图，还在亚细亚洲的中部突出“大明”和“大明海”。同时，在大明一图中，又明显标绘了黄河及黄河源星宿海，长江源为岷江，其他诸如辽河、鸭江、淮水、珠江、汉水等，还有横亘北方万里的明代长城以及北部部族女真、辽东奴儿干等。

　　“从当时东西方地理学的比较看，这显然是把中国传统地名增补于世界地图中，在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王绵厚说。

　　从体量上看，《玄图》也比同时代的世界地图大。李之藻刻本《坤图》由6条屏幅组成，纵高179厘米，通宽385厘米。而《玄图》由8条屏幅组合，全图纵高约2米，通宽422厘米。

　　“这份地图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17世纪以来的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图中著录的世界地名，有许多都是古今相承继的。如罗马、罗马尼亚、加拿大、古巴、波斯、日本、地中海、波罗(的)海、西红海、尼罗河等。”王绵厚说。

　　此外，王绵厚还指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的传布，开启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的新时代，其对后来明代的《崇祯历书》编写和清康熙时期《皇舆全览图》等的绘制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当下‘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利玛窦及其世界地图的宣传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照片由省博物馆提供)

　　延伸

　　《玄图》开中国

　　经纬绘图先河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介绍，在战国时期，地图主要是以写实山水画的形式进行绘制，毫无章法可言。西晋时，著名地图学家裴秀提出“制图六体”原则，按照“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地图。

　　所谓“计里画方”，指的是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

　　“这种方法按照比例尺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比以前的绘图方式有很大的进步，也较为精准。但由于其未考虑到地球曲率，因此除中心部分较准确外，越往四周变形越大。”王绵厚补充道。

　　随着科学“地圆说”的确立和环球航行的实现，基于以“地平”为假设的“计里画方”法,已难以科学反映世界地理的全貌。

　　《两仪玄览图》这种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纬绘图法”的出现，令国人大开眼界，并运用在其后的地图绘制上，使得我国古代地理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本报记者/王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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