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数月奔波协调冰释22载债务恩怨

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的不仅是纠错，而应更注重预防和实质性化解矛盾；作为民事诉讼最后一条救济渠道，民事检察仅围绕抗诉开展工作是不够的，而应当把化解矛盾贯穿办案始终，重视申请人的实质性需求，克服机械办案、孤立办案，做好服判息诉罢访工作，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才可真正维护司法权威，切实彰显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

去年8月11日，我县居民沈某来到县检察院，申请对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进行监督。据沈某介绍，1998年5月和8月，案件其中一名当事人方某分别持一张由沈某签字的3万元借条和两张由沈某签字的合计2万余元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两次诉讼沈某都缺席庭审，法院都缺席判决予以支持。可是令沈某恼火的是，后签下的3万元欠条已经包含了之前的2万余元，方某属于重复起诉。

“为了协调我和方某之间的借贷纠纷，1998年4月10日，我们找到了双方共同好友王某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协议。协议中，如果我能在当月20日之前还给方某1.5万元，我们之间所有的债务就一笔勾销，否则要连本带利还款3万元，协议达成后我便签下了3万元的欠条交于方某，可是之前的欠条我却忘记要回来了。”沈某拿出当年的书面协议，愤愤不平地说，“后来我没能按协议及时还钱给他，但没想到他居心不良，竟用多张欠条重复起诉我。”

县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员额检察官周锦妹听完沈某介绍完当年的案情，感觉到当年8月份的2万余元起诉很有可能是一起虚假诉讼，一边安抚沈某，一边了解当年案子的后续进展。

1999年，沈某被法院执行1万元后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两案执行中止。沈某当时想着这辈子可能都还不上钱了，就没有再深究和申诉，没想到20年后案件再起波澜。2019年11月，方某得知沈某有一笔3.5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到账，遂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法院依法冻结了沈某的账户，取不出拆迁款的沈某十分焦急，向法院申请再审，可案件早就超出法定申诉期限，申请被法院驳回。沈某心中诸多委屈，多次找方某理论，都无果而终。

沈某拿出了当年的书面协议，协议纸张陈旧，字迹也不像新写的，周锦妹初步得出协议并非伪造的结论。为了核实协议的真伪，周锦妹联系上了方某，请他到检察院面谈，而方某所述却与沈某截然不同。方某称，他虽然承认协议是真的，但解释说协议上所写“双方所有债权债务”是指3万元，并不包含之前的2万元。

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周锦妹决定找到协议起草人王某做进一步核实。经过多方打听，辗转南京、上海等地，终于找到了当时参与调解的王某。原以为找到王某事情就会水落石出，没想到王某看着20多年前的协议却说年代久远，他也记不清当时双方是如何商定的。但王某表示，协议中最后一句是“双方所有债权债务结清”，应该可以理解为协议之前的债权债务一笔勾销。

周锦妹深知，此案促成双方和解才是解决矛盾最现实、最优化的途径，可22年前的5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调解的困难摆在眼前。周锦妹与两位当事人分别见面，向二人阐明当年他们行为的不当和错误之处，并耐心释法说理，缓解双方对立情绪，引导当事人形成理性合法的利益预期。周锦妹还借助双方共同好友王某的力量进行外围沟通，调和矛盾。在双方目标逐渐接近后，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最终促成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最终，沈某同意还款2.8万元，方某同意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至此，这起长达20余年的民事纠纷才真正得到化解，对双方当事人也是最好的结果。

民事检察和解不仅是释法说理的过程，也是让当事人对检察工作信赖和认可的过程。诉讼、上诉、申诉对于每一位当事人来讲，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如果能在检察环节成功化解矛盾，不但能切实帮助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这正是检察办案一直追求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