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永世长存——张慕谦烈士

张慕谦烈士

张慕谦(1908—1940)，原名张宗让，化名张润东，枣阳太平大张庄人。曾任红九军总指挥部总指挥。1924年，考入襄阳私立鄂北中学。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在枣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任太平镇党小组组长。1928年夏，任中共枣阳县第三区区委书记。同年秋，枣阳党组织遭到破坏，转移到河南邓县开展工作，先后任邓县县委委员、区委书记等职。1930年8月，任中共枣阳县委委员兼枣北特支书记、枣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0月，任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委员。1931年5月，任红九军二十六师政治委员。同年9月，任中共鄂北分区临时特委书记。1932年2月，任中共鄂豫边区临时省委委员、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成员、红九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同年5月，任红九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5年，东渡日本勤工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回国，经审查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被派往***政府军第一二八师，先后任师政治部科长、代理主任，开展军运工作。1940年春，在行军中遭日军飞机轰炸，不幸中弹牺牲。

1926年春，张慕谦回到枣北广泛发动群众，开办“贫民学校”，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并在学员中进行考察，秘密着手建立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太平镇、双河镇、袁寨等党小组，革命的火种传遍整个枣北。1927年初，张慕谦受党组织派遣参加了武昌农民运动训练班，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阶级在伟***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加坚定了翻身求解放、革命必胜的信心。同年3月，张慕谦等人组织成立太平镇农民协会，并举办农协会骨干训练班，向广大贫苦农民宣讲革命道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投机革命的鄂北军阀便立即撕下伪装，迫不急待地乘机向人民反仆。枣阳县的反动武装捣毁了县党部、县农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29日，***独立第九师补充团团长杜进德纠集匪众侵袭北乡唐梓山，张慕谦组织农民自卫团千余人，将敌包围，毙伤敌15余人，缴获步***11支。同年10月，张慕谦参加了在枣北的农民“秋收起义”，进一步增强了领导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1928年1月，中共鄂北特委根据湖北省委指示，决定在基础较好的随、枣两地举行“年关起义”。张慕谦参加领导了攻打邱家前湾、兴隆集和袁寨等地战斗，处决了一大批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并打退了***“建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多次反扑。年关起义后，在枣阳共形成了6块较为巩固的武装割据区域。枣阳革命武装斗争的蓬勃兴起，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同年5月，***湖北省清乡督办公署任命李纪才为鄂北清乡司令，组织清乡军采取分进合围、步步封锁的办法，对鄂北军民实行血腥的大屠杀，枣阳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年秋，张慕谦等人被迫转移到河南邓县开展工作。

1930年5月，张慕谦参加完***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后回到枣阳，即着手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的筹建工作。8月，张慕谦任中共枣阳县委委员兼枣北特支书记、枣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遵照中央指示，中共豫西南特委、鄂北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张慕谦出任特委委员。中共鄂豫边特委成立后，面临着基层党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红军给养严重不足、弹药奇缺等许多困难。为了摆脱困境，特委决定在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的同时，集中红二十六师主要兵力，北上豫南，攻打唐(河)泌(阳)桐(柏)三县。红军部队于11月攻取唐河县城后继续东进，在唐东毕店作战失利，被迫返回襄枣宜根据地。

襄樊地区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特别是红二十六师占领唐河县城的壮举，震惊了豫南、鄂北的反动派。1931年1月，***驻襄阳第五十一师、驻枣阳第四十八师14个团共1.7万人，并动员一批地方反动武装，兵分两路从枣阳、襄阳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红二十六师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没有采取避敌锋芒、寻机歼敌的策略与敌周旋，而是集中力量与敌正面相迎，导致红二十六师蒙受重大损失，直至部队被打散。1931年4月下旬，红三军北征鄂西北，敌主力急忙由苏区西调，以防堵红三军，从而减轻了对鄂豫边苏区的压力。5月，程克绳等人乘机召集失散隐蔽的红军战士及赤卫队员500多人，在襄阳陶山庙整编并恢复了红二十六师的建制，张慕谦担任政治委员。张慕谦等人在积极动员扩军的同时，注重政治建军，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并在部队中建立和完善党组织，大力开展政治教育，使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红军队伍也进一步壮大起来，由原来的800余人扩大到1500余人。6月，襄枣宜边地区初步恢复以后，红二十六师向南挺进，打击钟北之敌。这时，枣阳反动武装趁机在乌金店一带修筑工事，准备向枣西进攻。7月上旬，张慕谦等人闻讯，火速回师枣阳，将敌击溃，缴获***支40余支，战马多匹。9月，张慕谦又兼任中共鄂北分区临时特委书记，以加强襄枣宜苏区的领导。10月，红二十六师攻克襄阳北部重镇张集，毙伤敌500余人，收缴了大批生活和军用物资。至此，襄枣宜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1931年12月，鄂豫边苏区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在“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与群众工作”的口号下，在党政军内开展所谓的反“改组派”斗争，大搞错误的内部“肃反”。在军事上，主张“绝对不容许脱离根据地和分散游击”，固守苏区与敌硬拼，这导致襄枣宜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每况愈下。1932年2月2日，鄂豫边特委在新街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对中共鄂豫边特委和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和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张慕谦任临时省委委员。22日，又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放弃襄枣宜根据地后方，采用分头游击的战术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为了统一指挥，会上正式成立了红九军总指挥部，即红九军军部，总指挥张慕谦。同时，将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红九军第一路游击军，将一、二、三、四、五5个游击纵队改编为第三路游击军。会议还决定临时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暂时迁往白区。为此，在会上又成立了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代表临时省委直接指挥一、三路游击军及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张慕谦为代表团成员之一。

图为枣阳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雕塑  

1932年4月下旬，尉士筠受湘鄂西中央分局派遣，以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边区指导工作。面对兵力众多、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对根据地的围剿，尉士筠顽固坚持“不准向外游击一步”的方针，完全放弃游击战，强令红军分兵把口，消极防御，“专在苏区内与敌死拼”。不仅如此，尉士筠还解散了根据地的赤卫军等群众武装，使红军失去群众武装的帮助和掩护，铸成大错。结果，“前后50余日，大小30多次战斗，每次都在敌人包围之下失败”，部队伤亡惨重。面对严峻的形势，5月底，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建红九军前敌委员会，由张慕谦等5人组成，试图扭转局势。但为时已晚，在根据地各级基层组织均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6月5日临时省委决定将临时省苏维埃工作人员全部编入游击军，将临时省委机关迁往南阳转入地下活动，留下组建的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坚持斗争。不久，尉士筠跑回洪湖。至此，襄枣宜根据地全部丧失。

1932年6月初，从马鞍山突围出来的170余名红军战士，在吴寿青、马三光等人的率领下，避敌锋芒，巧妙地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仅7天时间就消灭了6个团防局，并截获了***军队的一批军用品，红军装备得到很大补充。这时，红九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郝久亭却强令红军返回根据地与敌作战，张慕谦竭力反对，建议向毗连苏区的大洪山一带游击，暂避敌人锋芒，这样向南可与钟北新苏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作为坚持老苏区斗争的依托。但建议未被采纳，反被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张慕谦愤然离队。郝久亭的错误决定，给红军带来了重大损失。6月13日，红军被迫回到根据地时，已无组织可依靠，部队边走边动员一些逃难的群众参加红军，人员又扩充到300余人。当部队行至枣南迎水寺时被敌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团团包围，红军伤亡过半被打散。

张慕谦离开鄂北根据地后，曾先后到武汉、北京、南京等地，试图向上级党组织汇报鄂北情况，但始终未接上关系。1935年，经人介绍东渡日本勤工俭学。后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直至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