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妇女解放我有发言权九十五岁的妇女工作干部讲述半边天背后的故事

　　1952年10月1日，天气晴朗。

　　清晨，全市工厂、机关、学校、里弄的人群，都穿着节日的盛装走了出来；黄浦江雾气未散，对岸的郊区农民已开始过江。他们像河流奔向海洋，从不同的方向，集中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和广场附近的主要街道上……

　　在翌日的《解放日报》上，一篇名为《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上海百万人民举行盛大示威游行》的报道，描述了国庆节当天上海的盛况。

　　在我手头的照片上，留下了当时部分亲历者的脸庞——

　　在一条游行队伍即将经过的马路上，妇女们簇拥在路边，人群层层叠叠而又不失秩序。她们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游行队伍走来的方向，把手里的气球和花束高举过头顶，挥舞着，欢呼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热情……

　　67年，过去了。

　　大海捞针，终于找到“她”

　　唯一的线索，是这张《解放日报》记者拍摄于1952年的老照片，有一段图片说明这样写着：“1952年10月1日，机关工作者中的女同志，向参加国庆游行的部队同志欢呼致敬。”

　　站在街上欢呼着的妇女们，有的穿着苏联式的布拉吉（连衣裙）和黑皮鞋，有的穿着干部制服和布鞋，有的还梳着小辫子，有的则剪了齐耳短发。这是她们日常不舍得穿出来的盛装。在这些衣服上，已经能看到时代的转折——昔日上海作为时尚都会的摩登痕迹还在，但翻开历史新一页后，城中流行起来的新审美开始占主导。

　　在这些女性中，要找到当时的亲历者，我可犯了难——就算当时照片上的人只有20岁，今年也已87岁了，何况更多人显然不止这个年纪。

　　最开始，我按照常规思维寻找，当时参加游行的妇女，应该由这样几类人构成：家庭妇女、工厂工人、农民、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学生……我决定从“单位”入手。但一周过去，还是杳无音讯。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上海市妇联传来消息：有一位妇联的老干部吴翠婵，新中国成立前就做妇女工作，直至1984年离休。也许她能提供我们想要的信息。

　　我虽然高兴，但联系前心里依然忐忑——毕竟，这位老干部今年已经95岁了。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电话接通后，传来的对方声音清晰响亮。老人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

　　妇女们在马路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走进客厅，老人正笑盈盈地看着我们。一头一丝不苟的银白短发，配上得体大方的穿着，让她显得神采奕奕。加上不错的听力和视力，真看不出有95岁！

　　吴翠婵，1924年生于上海。1941年，吴翠婵还在读中学，因为受到进步同学的感召，决心和他们同赴苏北参加革命，进入了位于江苏盐城的抗日军政大学。后来行军到丹阳，吴翠婵受组织安排，留下来做了地方党支部书记，抗战胜利前才回到上海做妇女工作，直至解放。刚解放时，她就担任了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家庭妇联主任。后来，她又先后担任了黄浦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联络部部长等职务。

　　手捧照片，老人回忆，她本人不在照片里，但照片里的场景她太熟悉：刚刚解放时，上海街头游行很多，每逢大事或是到了国庆节、劳动节，全市都会组织游行，而妇女队伍是游行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当时，吴翠婵主要负责发动和组织区里的妇女们参加游行。她告诉记者，1952年国庆的百万市民游行，规模浩大，场面壮观，许多妇女都走上街头。不过，真正让她和妇女们难忘的，却是更早些时候，上海妇女第一次参加游行的经历。

　　“解放初期，大概是1950年左右，我临时接到任务，要组织妇女参加那一年的国庆游行。我们前一天，就拉了一支几百号人的队伍，全是家庭妇女。大家热情很高，都穿了最好看的新式衣服，制作了横幅标语，晚饭后就集合了。哪知道，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游行，经验不足，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什么时候进场。如果解散队伍，大家回家休息再集合，既怕耽误了时间，又怕人来不齐。于是我们大家干脆在马路边坐了整整一宿，就在今天的延安东路和西藏中路路口。”

　　回忆这段经历，吴翠婵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时候没有人叫苦，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等到第二天游行正式开始，人人都精神饱满、又唱又跳地去游行”。

　　筑路回家变了一个人

　　对于解放前后上海妇女精神面貌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吴翠婵说她“绝对有发言权”。

　　解放初期的上海，职业女性较少，家庭妇女不下百万。在旧社会，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许多妇女甚至终身都是文盲。吴翠婵回忆，当时妇联的主要工作就是进到街巷里弄，走进每家每户宣传，让家庭妇女们从思想上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告诉她们社会主义建设女性也能发挥作用。同时，妇联还成立了识字组、读报组，提高妇女的思想文化水平；开设缝纫组，提高家庭妇女们的缝纫水平等。

　　1949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的《上海各界妇女代表会议通过今后上海妇女工作的决议》中，重点指出了家庭妇女这一人群未来发展方向，说她们中“有失业的女工、失学失业的女学生，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妇女，也有各种宗教信仰者，还有极大多数从未受过教育或曾受过相当教育、整日整年忙于家庭劳动的妇女们。在这些家庭妇女中，有不少已感到旧社会残存的封建思想与习俗，对妇女的束缚，要求改变生活方式，参加生产与学习，甚或愿以经济力量，举办妇女福利事业，这也是新上海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必须组织起来”。

　　家庭妇女的个人命运，被作为一种城市建设力量慎重以待。如恩格斯所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的妇女组织和有关部门，就着手组织家庭妇女参加生产。吴翠婵对第一次组织妇女参加劳动的经历记忆犹新：“当时要筑一条从闵行到上海市区的路，我们就组织了黄浦区的家庭妇女去筑。她们第一次走出家门过集体生活，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每次往返市区，我都要帮她们给家里带信，回闵行的时候再带给她们。因为通过劳动得到了尊严和认可，妇女的精神面貌不同了。”

　　我查阅资料，发现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1958年11月起，上海约有近万名家庭妇女，参加修建通往闵行、彭浦、吴淞和杨浦等工业区的干道。她们配合市政工人和部分农民，分布在长达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两个月后，她们共完成了路基土方工程50万立方公尺。如果把这些土方筑成1公尺高、1公尺宽的土墙，长度相当于从上海到南京的里程还要多一半。”

　　参加这次筑路行动的，除了来自黄浦区的家庭妇女，还有来自提篮桥区的1000多位家庭妇女。后者不但积极劳动，还利用空隙学习文化。其中有200多位文盲，路筑好了，把文盲的帽子也摘掉了。新年前夕回家时，提篮桥区召开了大会欢迎，里弄居民在元旦前后分头和她们举行茶话会、座谈会、联欢会，庆祝新年，庆祝她们胜利归来。筑路大姐还自编自演，自拉自唱，向里弄居民们作汇报演出。

　　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她们在新的上海看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

　　走出家门，妇女成了“半边天”

　　上海解放短短3年内，就有4万余失业女工和家庭妇女走上生产和工作岗位。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吴翠婵和妇联的同志通过***宣传、入户教育等方法，做了大量工作，保障了妇女儿童的权利。

　　在社区，许多妇女积极投身于办托儿所、建食堂、成立服务站的工作，还将自己的房子，甚至锅碗瓢盆，无偿提供出来。渐渐地，妇女有了收入，在家腰杆也能挺直。吴翠婵回忆：“我还记得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才几毛钱一天，妇女们都用红纸把钱包起来藏在箱子底下。有人还告诉自己的丈夫：这是我的工资，你不能动的哟！”

　　60多年后的2010年，解放日报刊登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校女硕士生的比重已达48.5%。截至2015年，上海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上海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使她们有了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从1982年到2015年，在全体女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三个职业的比例，分别上升2.7%、12%和8.5%。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获得硕士学位女生6.84万人，占硕士总数的50.3%。

　　70年一路走来，今天的上海，已是“最受女性欢迎的城市之一”。

　　我凝视老照片。正是无数和吴翠婵同时代的女性，穿上连衣裙和衬衫，走上街头，一步步走向了今天上海街头无数女性自由行走的风景。1952年，女性们为即将到来的游行队伍欢呼。殊不知，她们其实也欢呼着，迎来了自己命运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