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川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带来的启示

　　5月15日至6月5日，笔者有幸参加省委组织部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孵化育成专题研讨班学习培训，收获特别丰富，尤其是以色列举办国家级孵化器的相关做法，对珠海高新区的孵化器建设启发很大。

　　以色列是一个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但他们认为，初创的科技公司失败的风险很高，不能完全靠私人资本承担风险，所以由政府举办一批国家级孵化器，帮助初创企业走出“死亡谷”。

　　目前以色列共有20家国家级孵化器，在不同地区合理布局，政府有意在北部偏远地区和南部沙漠地区布局孵化器，以带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单个孵化器的规模并不大，一般面积约2000—3000平方米。

　　这些孵化器基本是私人资本负责运作，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国家级孵化器一般是风投机构、高校或其他公司举办，通过投标获得经营资格，经营期为8年。对进入国家级孵化器的初创项目，国家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可给予80%的资金支持。比如某个孵化器初创项目投资80万美元，国家支持***万美元，孵化器经营主体投入16万美元，私人资本投入占股份一般是40%，国家支持资金不占股份，公司将来如果出售，政府收回投资以3倍为最高上限。对什么项目可进入孵化器，政府不干预，但项目获得政府资金支持，需报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审批。

　　孵化器可以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服务。项目进入孵化器后，可全身心投入研发，法务、财务、市场营销等事务都由孵化器经营公司提供专业化服务，而且基本免费。各孵化器有各自专注的产业方向，比如信息安全、医疗器械、农业科技等。

　　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在优化创业、创新生态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目前申请进入孵化器的项目很踊跃，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初创项目入驻孵化器后成功率大大提高，大约三分之一可以成长为运作良好的高科技企业，部分优秀项目实现到纳斯达克上市或由大企业并购，孵化器经营企业和创业团队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珠海高新区对孵化器也很重视，近年来加快实施“大孵化器战略”，预计2018年珠海高新区孵化器面积将超过100万平方米，但是我们办的孵化器在运作机制上还是与以色列有很大的差距。

　　一是重规模，轻功能。孵化器往往建筑面积不小，动辄数万甚至十多万平方米，但孵化器经营者的团队、能力都偏弱，不能给进入孵化器的初创项目提供专业化、全方位的孵化服务。

　　二是孵化器承担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责任不到位。孵化器往往把重点放在出租或出售物业上，对进入孵化器的项目并不一定投资，没有和初创项目成为利益共同体。

　　三是政府对初创项目的支持不到位。目前省市财政资金都没有对初创项目进行天使投资，也没有类似以色列那样只投资、不占股、限定回报比例的支持办法。

　　四是缺少专业化的投资专家。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的经营者不仅有资本，更重要的有是投资经验，对某个产业方向比如信息安全、医疗器械、农业科技具备专业知识，所以经过他们“百里挑一”筛选的项目，进入孵化器后成功率比较高。

　　此外还有一个区别，以色列的孵化器注重“原始创新”，一般都是“从无到有”的项目入驻孵化，我们的孵化器更注重“从小到大”的项目孵化，所以他们需要的空间比较小，我们的一般需要空间较大，偏向于将“孵化器+科技产业园”功能叠加在一起。

　　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的发展经验，可以给高新区提供很好的启示：

　　一是要重视“从无到有”、从一个概念开始的初创项目的孵化。珠海有一批大学，也有条件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创业，所以具备条件尝试进行“原始创新”。

　　二是更加注重孵化器的投资功能。原则上今后开办孵化器，必须自有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孵化器经营者要逐步从“房东”角色转变为“股东”。

　　三是充分发挥高新区财政天使投资的作用。珠海高新区2014年率先出台天使投资办法，作用和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资金支持类似，资金规模是300万元，最高是2.5倍固定回报退出。以色列的经验证明，高新区的这一探索方向是对的，今后要适度扩大规模，并优化运作机制，特别是政府要逐步从项目筛选的角色退出来。

　　四是引导孵化器走专业化路子。高新区综合性孵化器比较多，专业化的少，主要原因是缺乏懂产业、懂技术的专业投资家，要引进和培育这方面的人才，提高孵化器管理团队的专业能力。

　　如果能汲取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以上这些先进理念和成功做法，相信高新区的孵化器建设水平可以提高一大步，为优化高新区创业创新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系珠海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杨川）

　　(摘自《南方日报珠海观察》时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