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穗党员积极推动同乡融入广州

他们来自他乡，被贴上“外来工”的标签，却在辛勤打拼的同时，支持所在街镇的工作，积极推动同乡融入广州，努力去标签化做“新广州人”；他们只是平凡人，要么为老板打工，要么自己就是老板，却一直珍惜和维护着特殊身份——“私企里的共产党员”，建设、维护着属于自己的家——流动党支部。

今年1月，广州市政府审议并原则通过《广州市来穗人员融合行动计划（2016－2020年）》，推进来穗人员全方位融入广州社会。而其中一项工作内容，就是探索创建来穗人员党支部。新快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融合行动计划实施近一年，广州各区已经建起不少外来人员流动党支部，而此前一些支部已经运营完善，成为基层管理的重要依靠力量，以及其他新成立支部的范本。

初来广州党内第一份工作是“搀扶老人”

说起当初来广州的经历，海珠区南洲街新广州人党支部书记王丽亮称，除了和所有外来人员一样，有一个“安家”的过程外，他还有一件特殊的事要办——寻找组织。

王丽亮是安徽人，1983年出生，2004年大学毕业，来到海珠区一家股份制企业工作。“全公司40多人，只有我是党员，转组织关系成了难题。”近日，他在海珠区南洲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中接受新快报记者的采访时回忆称，他在那时就已经居住在南洲街了，于是顺理成章地把关系转到了社区党支部。很快，他感到了种种不适应。“支部里除了我，其他人都是年过60岁的本地老人，我和他们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很难沟通。支部组织外出活动，必定分配给我一个任务：搀扶老党员。”

无独有偶，海珠区凤阳街新广州人党支部书记严新华也有类似经历，也做过“搀扶老人”的事。严新华今年50岁，从湖北来广州已有15年，刚来时同样是把关系转到社区党支部。“有一次街道组织我们参观大元帅府，因为支部里只有我一个年轻人，领导就让我搀扶老人。”严新华说。

重庆綦江人高庆寻找组织的过程则稍有不同。2004年，他来到番禺化龙一家企业工作。“党组织关系在老家，刚来广州时很彷徨，因为在广州只认识一个亲戚，有什么事情不知找谁帮忙。”

年轻党员遇到的困难，街镇很快就了解了。2005年，海珠区南洲街道组织辖内10多名流动党员，成立了流动党员活动中心，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腾出半层楼作为活动场所。王丽亮总算找到了组织，有了一个“家”。2011年，南洲街新广州人党支部成立。

2005年，重庆市綦江区与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两地党委协商，组织成立了重庆綦江红岩党员化龙流动党支部，接受两地管理。“刚开始听说成立党支部，我心想是不是走走形式而已？没想到真的起作用。现在，老乡在化龙遇到问题，就会找组织解决。”高庆说。

郑土新是湖南省新田县驻广州市花都区流动党委的副书记，他告诉新快报记者，花都区是新田县外出流动人口最多的地方，该机构雏形是2007年成立的联络处，新田县驻花都区流动党委在2012年11月30日成立，成立时只有7名党员，现辖党员已发展到500多名，机构内有综治办、工会、宣传办、法制办等机构。

工作室可供落脚书记电话号码贴门口

自己在广州安顿下来了，就帮助其他老乡“安家”、扎下根来——这成为几乎全部流动党支部的“必修课”。

2014年，番禺区化龙镇流动人员管理和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流管中心”）与重庆綦江红岩党员化龙流动党支部建立了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的功能不限于“工作”。新快报记者近日走访看到，工作室里有简易床铺，刚来广州还没找到落脚地点的綦江老乡可以在这里临时住一两天。而党支部书记林应海的电话号码就贴在工作室门口，老乡们随时可以找到他。

化龙流动党支部甚至还租下一个小房间，每天老乡的小孩在放学后可以来这里做作业、做手工，有义工老师照顾他们，让打工的父母打消后顾之忧。支部书记林应海说，流动党支部成立11年来，在化龙镇流管中心和劳动所的帮助下，确实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今年57岁的林应海已有25年党龄，目前在一家工厂打工。“当初綦江的领导找到我，让我协助建立党支部，我觉得有难度，因为我是来打工的，活动时间难安排，而且化龙镇政府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想到要为家乡人做点好事，就答应了下来。”林应海说，直到现在，帮老乡办事，都要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

无论是帮綦江人在广州找工作，还是帮他们办理证件、维权、解决小孩读书的困难，以及帮老乡想对策、联系对应部门、分析利弊，做老乡思想工作等等，林应海都尽量做到有求必应。“他从来都不叫苦，帮很多老乡争取利益，都是尽他的能力去办。”高庆这样描述林应海。

身兼党员同乡身份是解决纠纷润滑剂

严新华是在广州市总工会异地务工人员活动中心凤阳站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安家”的过程的。而就在他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外地务工人员正在站内玩桌球、休息。

事实上，凤阳街是一个外来“打工仔”“打工妹”集中的地方，辖区面积只有大约4．5平方公里，外来人口竟多达约25万人，其中光湖北籍就超过3万人，而本地户籍人口只有大约5万人。

这么多外来人口在城中村中生活，辖区内中大布匹市场等商业机构的经济活动频繁，矛盾纠纷难免，一旦产生矛盾纠纷如何协调、沟通，就成为当地政府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2012年12月，街道牵头成立了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该会很快成为外地务工人员自我管理、维护自身权益的民间组织。而自己创业做老板、在社区中较有威望的严新华，被推选为会长。

“联谊会利用‘老乡’身份帮助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众多会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联谊会作为民间组织也缺乏严格的管理。”凤阳街道党政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凤阳街新广州人党支部应运而生。

身兼“党员”和“同乡”双重身份的严新华，在当地党政机关和外来人员眼中都是“自己人”，自然而然地担当起纽带、桥梁的角色，发挥“五员”（联络员、宣传员、信息员、调解员、监督员）的作用。

“街道给我们配了单车，有机会我们就骑车宣传法律。”严新华说，以前的城中村，五类车“横行”，道路拥堵，康乐桥一带到了晚上不是“塞车”而是“塞人”。2013年，街道强力整治五类车，可这样一来就截断了搭客仔的生活来源，一度引发几百名外地人和街道执法人员的对峙。在政府的引导下，严新华协助街道做好沟通工作，带着支部成员，反复与双方沟通，终于达成一致。“现在街道里的三轮车全面被禁止，但保留双轮的单车。街道中的一些地方绝对不允许搭客单车驶进，但有一些地方可以”。

新快报记者近日走访凤阳街的康乐村等地，确实没看到三轮车，“塞人”的现象不见了，小汽车可以开进城中村。

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协调、沟通、调解，无一例外成为流动党支部的重要工作内容。郑土新举例说，近年一名同乡在花都区一个村子里为人给楼房外墙切砖，结果发生意外身故。经调查，此事属于工伤死亡事故。经湖南新田县驻花都流动党委与花都区新雅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工作人员沟通，情法并用，最终让屋主一次性支付给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53．5万元。在签协议时，死者家属眼含热泪对所有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我们就是解决纠纷的润滑剂，一般来说，有了我们作为同乡调解，外地的一方会减少隔阂感，调解会顺畅很多。”郑土新解释说。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驻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的重庆綦江红岩党员化龙流动党支部每隔一段时间组织活动，除了党员学习之外，群众也有机会参与。一直以来，花卉种植业是番禺区化龙镇的一大优势产业，化龙流动党支部中有不少党员及其亲属都在化龙镇内经营花卉种植生意，并因此而致富。11月27日，该党支部组织了一次花农培训活动，针对在化龙的綦江花农，请来高校老师教授栽培知识。

“2011年，也就是支部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在新建的海珠湖公园植树，这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去海珠湖游玩都有主人翁的感觉。2012年国庆节，我们戴着红袖章，到海珠客运站给外地人派发‘广州生活指南’小册子。我也是广州人，广州的变化有我出的一分力。”海珠区南洲街新广州人党支部书记王丽亮告诉新快报记者。

去年4月，海珠区工会服务进企业项目进驻凤阳街，由广州粤穗社会工作事务所派驻的项目主任陈玉燕加入了海珠区凤阳街新广州人党支部。从此，“有事就找老乡摆平”的工作模式渐渐转变为“工会＋社工＋党员＋企业＋志愿者”的联动模式。“我是农民、军人出身，大道理不会说，反正街道有什么活动让我做就是了，其他事情交给陈委员。”该支部书记严新华说。

今年9月12日晚上，凤阳街举办迎中秋“草根”晚会，近500名异地务工人员参加。“策划、组织、节目演出等，全是由异地务工人员一手操办。另外在严书记的牵头下，我们支部在去年凤阳街‘中秋月圆，大爱众筹点亮微心愿’活动中募集了150盒月饼，送给环卫工人。”陈玉燕介绍，而她自己，最近也被中共广州市社会组织委员会评为2016年度“广州市社会组织优秀党员”。

他们没机会贪腐“纪律处分”却如影随形

协调解决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纠纷、组织各种文娱活动、帮助困难群体或为他们募捐、宣传法律政策、在社区内搞卫生“创文”，还要开会进行各种专题学习，甚至晚上睡觉前还通过微信群推送一些党的知识……这一切，不仅基本上没有报酬，反而要付出时间、精力、金钱，王丽亮和严新华却认为很“值”。

“我帮助外来工解决困难，有小小的成就感。老乡对我‘非常认可’，体现在遇到一点点难事，就会发信息向我咨询。这与我的党员身份相关，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但老百姓看我就是不同。”严新华说。

“每年六一儿童节，我们都到（外来工子弟集中的）春华小学捐书；每年年底看望老党员和外来工家庭，而提出做义工的，正是支部里的党员。我们构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有共同信仰和共同语言。”王丽亮说。

2014年，王丽亮自己创业，成为与严新华一样的“老板”，而他所在党支部的其他党员中多数是工人，包括泥水工、保安等。在王丽亮看来，这些“草根”党员与普通人很不同。“哪怕是最低层的工人，也会想着把工作做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不会做坏事，而是乐于助人，思想境界高很多。”王丽亮说，作为私企老板，他认为单位里有党员是好事。“有困难党员先上。比如我打工时就组织策划过篮球赛，没有报酬”。

有趣的是，这些“私企里的党员”还曾经很认真地学习了《***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我没有机会也不会贪腐，但我可以监督。”王丽亮说。

海珠区凤阳街党政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快报记者，“纪律处分”不一定针对贪腐，党员“不可以醉驾、***，甚至不可以炫富，很多‘不可以’”。因此，严新华等人虽是“老板”，仍必须接受严格“规矩”的约束。

“有时老乡盛情邀请我做客，我到他家里看到有人在***，就会借故离开，因为知道自己不适合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严新华说。王丽亮则举例说：“在大街上即使没人看到，我也不会乱丢垃圾。有一些事情，我会选择做得更好。”

谈到流动党支部的建立、运营，上述工作人员坦言“他们很不容易”。“流动党员联系松散，分散在不同的企业，而所属企业又没有党组织，不少人是打工一族，平时只能选择节假日来活动。他们身边的人员复杂，本身又受到党纪的严格约束，自己不优秀、没有信仰是做不到的。”她说。

建三级网络方便打工族“找组织”

海珠区凤阳街党政办一位工作人员说，如何建设流动党支部值得探讨。比如许多外来工党员觉得找到组织很难，而本地党组织又认为他们的身份很难认定。“今天住在这里，明天可能就搬到别的区了，关系又不在我们街道，怎样核实他们的身份好呢？”

在这方面，越秀区的经验值得参考。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自2006年起，越秀区在区的层面建立党员管理中心、在街道建立党员服务站、在社区建立党员之家（简称“一家一站一中心”党建工作三级网络），开通流动党员咨询服务热线电话，为流动党员提供生产生活、社会公共事务、落实组织关系、参加组织生活、求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同时在越秀党建网、越秀党建微信上设置“党建三维地图”，流动党员上网就可以快速找到最近的流动党员服务点，并获取各类资讯和服务。

“在车陂街道商会设立流动党支部，可以让私营企业中的党员找到归属感。”新快报记者近日走访天河区车陂街，车陂街商会流动党支部负责人杜指导员告诉记者，该商会于2011年成立流动党支部，目前有十多名党员，多数是非本地户籍，其中不乏公司高层人员。“我们提供很多便利，比如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党员帮助。”

“比如以前有人在私企工作，想入党基本上缺乏途径，如今则可以在车陂街商会流动党支部申请入党。此前有一名大型家政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就是在我们这里申请入党。”杜指导员说。

（来源：12月5日《新快报》A05/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