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局中小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快速发展亟需关注

    近年来，常州辖区中小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发展迅猛，成为各行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新的增长点，但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亟需引起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末，辖区中小商业银行共办理企业直接融资业务发行承销、财务顾问、结构化融资、信贷及票据类信托理财、银信合作为企业融资等各类投行业务44笔，金额160.6亿元，超出中小商业银行全年新增贷款11.7亿元。投行业务共实现中间业务收入1.13亿元，占中间业务收入的26.5%。业务发展主要表现出四个特征：一是业务单笔金额大，单笔金额在2亿元以上的有25笔，笔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56.8%和88.7%，最大单笔金额达30亿元。二是主要业务对象是政府类平台公司，共办理业务21笔，金额127.8亿元，占比达79.6%。三是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债券承销业务是主力军，其中，债务融资工具承销、结构化融资、融资租赁业务占比分别为48.1%、36.4%和4.7%。四是银行之间发展不均衡，各行对投行业务的重视程度和发展动力不同，同业差距明显，如成立时间相同、资产负债规模相似的两家银行，一家2012年办理投行业务超60亿元，但另一家仅办理2亿元。

    一、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债券市场扩容，企业“弃贷选债”。2012年，辖区中小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增长普遍快于银行其他业务，其中又以债务融资工具为主力军。究其原因，一是信贷规模长期紧张和贷款基准利率高于发债成本，企业纷纷“弃贷选债”。二是近年来债券审批逐步放宽，债券品种不断增加，激发了企业发债热情。三是新推出的非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由于不受“发债规模不得超过净资产的40%”的限制而广受企业追捧。

    （二）平台贷款清理，企业“信贷脱媒”。近两年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清理以来，各行行业准入趋严，企业纷纷借道其他渠道满足资金需求，信贷脱媒现象明显。据统计，平台贷款整顿以来，常州辖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由2010年末的741.9亿元降至2012年末的493.1亿元，占比由23.9%降至12.3%。某平台公司贷款余额近两年减少12亿元，但通过债务融资工具、银信合作产品、结构性融资等融入资金达51.5亿元，投行业务成为其融资主渠道。

    （三）直接收益颇多，银行“何乐不为”。商业银行投行业务虽然会与传统业务抢占资源，但其带来的直接收益不容小觑，除了中间业务收入丰厚外，还表现在：一是低资本消耗，部分投行业务不占用资本或者少占用资本，如某行投行业务参照贷款标准的30%计算风险资产权重，其只需对应1.2%的经济资本。二是大幅度拉动负债业务，如某行2012年纯存款、贷款派生存款和投行业务拉动存款三者增量分别为15%、40%和45%，又如某行投行业务对存款增长贡献度最高时达42.5%。

    （四）尚存监管盲区，银行“政策寻租”。在目前分业监管的制度设计下，商业银行投行业务整体法律框架和具体业务监管规范还不够健全，相关业务还存在立法空白和监管盲区，如对投行业务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方面尚无规范；监管统计部分尚未对投行业务建立监测体系；基层监管部门对投行业务的检查很少涉及，这些都给银行部分投行业务留下了一定的监管套利空间。

    二、业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人才力量薄弱，复杂业务难以开展。目前，各行均未设立独立的投行业务管理部门，未配备专职人员，而是直接将投行业务职能赋予金融同业部或公司业务部等部门。据统计，十家银行从事投行业务人员仅有38人，且均由公司金融或其他业务人员兼任，大部分银行采取了“以干代训”的模式，普遍缺乏一支精通金融、财务、法律知识，具有投资银行业务技能的专业人才队伍。

    （二）创新能力不强，信贷业务投行化。一是产品种类相对匮乏。调查发现，各行投行产品虽然名目众多，实质却基本相同，如同样一款产品，在A行称结构性融资，在B行称非标贷款，在C行又称银信合作产品。各行在开展投行业务时多简单模仿同业产品，市场跟风现象明显，如在收费清理整顿的冲击下，各行一度占中间业务收入比重最大的财务顾问业务集体萎缩，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手续费取而代之。二是信贷业务投行化。部分银行寄希望于投行业务实现战略转型，但效果却差强人意，诸如上市培育、收购兼并、股权顾问等真正意义上的投行产品缺乏，绝大多数服务和产品只是信贷业务形式上的投行化，如某行3户投行大客户，2010年末在该行均有授信，但2012年末都已无授信余额。又如某企业将募集的2亿元集优债中的1.8亿元在承销行开立存单，办理了存单质押贷款1.5亿元，传统信贷业务和投行业务“简单”的、“形式”上的互相“转化”。

    （三）市场趋于饱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表现在：一是市场趋于饱和，增长潜力有限。常州区域中小型企业居多，市场上满足投行业务办理条件的企业数量较少，各行投行业务在经历了井喷式增长后，市场需求基本饱和，后期需求大多也是用于置换贷款、或用于归还上期募集资金，在市场需求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各行要保持业务继续跃升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二是短期效益明显，长期加剧脱媒。各行投行业务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或政府类平台，营销成功短期内会带来规模扩张等直接收益，但长期会加剧企业的信贷脱媒。

    （四）各类风险并存，信用风险难规避

    1、政策风险。尽管目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限制已经大大松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监管法规进行管理，但关于投行业务的具体监管细则尚未出台，政策上存在较大的弹性，之前的“默许”可能会成为今后的“禁止”。被调查银行普遍表示，对投行业务“是否计入信贷规模、是否纳入存贷比考核、风险资产和资本计算占比”等政策变动表示担忧，一旦监管政策调整，出现须将已形成的投行业务计入信贷规模、计算存贷比等情形，以目前的规模计算则需要承担消化较长时间。

    2、信用风险。表现在：一是风险“被动”转移。如某行在向客户推介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时，承诺客户短券到期前银行会提供配套授信支持，可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偿付，偿还后进行续发，续发募集资金到账后再用于偿付银行贷款。一旦客户无法偿付，银行将代垫资金，风险转移至表内。二是风险“直接”持有。如某行为了保证某企业私募债发行成功，采取余额包销的模式，发行的私募债98%以上由其总行买入后进入表内“直接投资”科目。三是风险“实质”承担。按照目前的监管规定，信托公司本应在项目的受托责任、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中起主导作用，但某行与信托公司合作的结构性融资产品，则由银行负责“项目尽职调查、贷后管理和资金监控”等工作，签署的责任书中也明确由银行“承担一切经营责任”。

    3、声誉风险。有些投行业务虽然自身风险较小，但如果未能给客户带来预期收益，甚至给客户带来损失，一定会对银行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如为了保证发行，银行一般会对“承销费率、市场化最低成本、发行进度、分销配售、资源调动”等作出“承诺”，一旦未能成功发行，或推迟了发行时间，或发行成本超出企业预期，则会引起企业不满。

    三、相关建议

    （一）银行层面。一是应克服“投行业务无风险”的观念误区，提高风险防控意识，建立风险“防火墙”，定期排查各类业务开展情况。二是应规范业务发展，杜绝监管套利，应严格业务办理条件，完善内部尽职调查内容和程序。三是应遵循良性市场竞争规则，避免以违规手段开展恶性竞争，并在合同中明确与客户的权利和义务，不可为做业务而轻易承诺、甚至“不当”承诺。

    （二）监管层面。一是应深入调查投行业务，梳理业务办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监管套利行为，出台业务实施细则，规范引导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健康发展。二是加强监管，必要时开展现场检查，防范风险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