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下文物推得进建设

广州在城市建设中践行“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双赢模式

　　最近一段时间，******的重要文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无论在考古圈内还是圈外，都成了焦点话题。

　　作为国内“顶流”城市，广州建成区体量巨大，体系复杂。这样的格局，对那些刻录着文化密码的历史遗产保护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化遗存如何在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浪潮下得到有效保护，实现“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双赢目标？

　　案例聚焦 时代新城 文保新篇

　　日前，在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内的沙岭遗址二期考古发掘现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表示，在考古过程中，市、区文物行政部门积极协调，考古单位与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密切沟通，达到了“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工程建设顺利开展”的双赢目标。

沙岭墓地发掘现场

　　对于广州来说，沙岭遗址的学术价值非常高，仅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墓葬就有100多座。考古全面发掘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一处完整岭南越人墓地，为研究广州地区先秦时期南越族群的文化面貌、丧葬习俗、社会结构、历史发展进程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而这不过是近年来这附近区域考古发现的冰山一角。

　　近十年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黄埔区特别是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发现了大批史前至西汉南越国时期的考古遗址，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新广州知识城蕴藏的地下文物资源的认识，对重构广州东北区域的早期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材料，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梳理早期岭南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更翔实、更充分的考古资料。伴随着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建设发展，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努力，用层累的考古发现和文物保护成果，为在广州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记者观察发现，广州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一方面重视制度设计，重视政策法规的完善；一方面抓好实操，做好一线工作，主动作为，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在黄埔的这一系列考古项目，可以看作广州在此领域的最新实践样本。

　　在完善制度和政策的层面来说，广州市委、市政府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发展工作列入全市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构建起以《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广州市博物馆规定》为核心的相对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为保护好地下文物埋藏，明确要求考古工作前置，在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出让、划拨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实操层面来讲，广州采取了先期调查、重点关注、快速反应、动态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将大量的基础性普查，数据、资料、线索的储备，与日常的巡查等工作有机整合，在对全市范围内的地下文物分布情况进行细致的总体研究、摸查的基础上，划定了若干片重点区域，区域内的风吹草动都在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和考古队员们的关注之下。同时，大家也随时关注新线索和新动态。

　　基层思考

　　9亿高新总部项目 为了先秦遗址终止招标

　　黄埔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遗产科科长孔海英

　　今年6月8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岭头公司留用地开发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终止招标的说明》。该项目位于黄埔区永顺大道以南，由广州市国营岭头农工商联合公司负责建设，原拟在2020-2023年期间分两期完成。项目估算总投资约90072.97万元，定位以高端高新研发总部（IAB产业）为主，并配套完善生活服务业及住宿等生活服务设施。其中一期工程如按原计划，7月就要开工了。

　　项目终止招标，是因为在前期广州市文物局的指导下，岭头公司委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地块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勘探中，发现了一批先秦时期印纹陶片以及若干柱洞、灰坑、沟等古人类活动遗迹。项目遗存分布范围约17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约0.5米。招标停下来，是为了进一步全面探明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

　　预计投资9亿元的高新产业总部项目为先秦考古遗迹停步，体现出业主方对考古工作、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也体现出市、区文物部门在前期准备、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备。实际上近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了黄埔早期历史的很多内容，很多是我们之前从来不知道的。这也让我们对广州几千年来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专家声音

　　广州实践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样本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

　　我们最近开展的不少项目都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工程方、业主方的支持。实实在在地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1988年曾说过：“在国家建设、文化建设上，考古学也许是件小事。但是就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主事者的胸襟、眼光与魄力。”我们目前取得的很多重要考古成果，无疑与法制的健全、决策者的眼界以及文物工作者的坚守等密不可分。

　　大家知道，在现在的科技水平下，对文物来说，最好的保护还是让它们深埋在地下，保持当年“入土”时的原初状态。因此我国目前的考古勘探发掘，还是以抢救性发掘为主，要么是配合基建项目，要么是因为一些偶然事件发现了古代遗迹需要保护发掘。一般来说，理想的状态是：工程建设施工前，经过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有地下文物埋藏，而且工程选址不可避让，在履行完报批手续后，考古队进场，经过紧张的工作，一批珍贵文物被发现，得到了妥善保管，不可移动的遗迹通过绘图、拍照、测量等综合手段，被全面细致地记录下来。然后，视遗址遗迹的重要性和特点，或以各种形式保留，或在考古发掘完成后把地块交回给工程方，基建项目继续推进。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在真实操作之中并不容易。考古队一旦进场，短的一月半月，长的可能一两年，其间施工都要停下来，工程方等不起，业主方不愿等，所以各地的抢救性发掘中，考古队跟项目方的争执时有发生。这些矛盾不得到解决，对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都是掣肘。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让大家了解、认识考古的价值。近年来我们也做了很多公众性的推广活动，如把市民请到考古现场，也在很多场合以各种方式讲考古对城市、对历史、对文化的意义。现在我们跟对方沟通说要勘察、发掘，很多时候对方会表示理解。

　　广州，尤其是中新广州知识城十年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实践，无疑为中国当下普遍存在的城市建设高速发展大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样本。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