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与GDP增长

对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方方面面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具体可见的修路造桥、城市绿化、起高楼建广场等，还是不可见只可感的劳动保障、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人们的生活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幸福？反过来说，一个城市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和规划、建设行为的终极目标，是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居民越来越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居民的幸福感指数一方面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相比于各种枯燥的统计数据，能更鲜活地反映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一、幸福指数的起源与构成

从心理学角度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并实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和。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的提出了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指标。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整体生活比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立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现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幸福感指数包括：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

二、幸福指数与GDP增长的关系

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国际社会刚刚出现的国民幸福总值（GNH），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

《现代汉语词典》上对幸福的解释是指生活境遇称心如意。而生活质量上的幸福感则是一种心理体验，内含认知成分，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带有很多理性色彩，同时也含有情感成分。2500年前，孔子在《论语》季世第16篇中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意思是说：不担心分的少，而是担心分配的不均匀，不担心生活贫穷，而担心生活不安定。

有关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的幸福感受与其人均财富收入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系统分析它的影响因素，则财富对于幸福的影响就是相对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弱。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财富收入的增加所形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是存在临界点的，在超过一定临界点后，就可能是递减的，此时，只有通过更多的非财富收入要素的投入，才可能使幸福的产出持续增长。

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成分无疑是最本质最核心的因素之一。虽然各种研究表明，幸福指数和国民收入之间不一定表现出线性关系，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我们开始更多关注人们的幸福程度，这本身就说明物质水平越高对于精神生活的关注程度也就越高。

三、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目前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更多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其实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发展差距。所谓社会和谐，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众对于绝对财富和相对幸福的感受问题。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 前景理论，指出：基尼系数所体现的社会比较，基尼系数加大，因为财富增加者为少数人，会使得效用递减，多数人对于财富的两极分化更敏感。从社会所有人的幸福着想，应该是把基尼系数的倒数作为社会幸福指数的组成。社会发展中绝对财富的鸿沟无法填平，但关注弱势群体，则是花费最小的代价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感，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追求。其实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有多幸福，因为幸福是相对的，举个例子来讲，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财富和别人的财富进行比较，如果某人在市中心买了一座别墅，他会觉得兴奋与自得，但实际上他所感觉得到的快乐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因为住在这样的别墅里而带来的，更多的是因为与别人进行比较而产生的。相反，如果某人的家庭收入不够高的话，特别是经过和他人进行比较后，感到不幸福也就随之而来。因此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政府的职责就是增进社会的幸福，或者是利益共同体的幸福，或者是个人的幸福，而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是美满和幸福的，那么整个国家就是幸福和昌盛的，社会就是和谐的。

四、我市人民的幸福感指数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日前公布2009年度《幸福星球报告》，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中国内地也高居第20位，相反香港则位列于第84位，美国114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更低。

，２００８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在昆明隆重揭晓，中国１０大最具幸福感城市充分揭示了城市的幸福实质：更优美、更安全的环境，更便利、更和谐的氛围。这次评选入围的１０个城市是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从本次评选的调查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综合竞争方面最终名落孙山，北京、上海仅拿到单项奖。

2009年上半年我们对我市包括21个县（市）区、局105个社区的不同群体，采取分层抽样方法进行分组抽样，对10个行业的2444名居民进行入户调查，我市幸福指数的主要几项指标有高有低。

1、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主观感知上还是在客观收益上，都反映出民众的生活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有79.4%的居民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五年前有所上升，只有6.8%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其余13.8%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五年来变化不大。有70.4%的居民认为，未来5年的生活状况还将继续改善。

2、生活压力依然巨大，医疗、教育等方面压力也较为突出。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户中，有44.6%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在800元以下，800元至2500元的占45%，2500元以上的占10.4%，其中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仅占1.4%。虽然近两年职工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但去年物价的大幅上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的增长幅度。有66.4%的居民感觉生活压力主要来自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其次为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55.1%）、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51.7%）。此外，来自住房条件差和人情支出方面的压力也比较明显。有43.9%的被访者表示住房条件差，买不起房 ，39.9%的被访者感觉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

3、社会保障覆盖面需要扩大，私营个体经济组织中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亟待改善。近年来，我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持续扩大，特别是今年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全面实施，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调查资料显示，有95.3%的居民参加了社会保险，有6%的居民得到了社会救济，有3.9%的居民享受到了社会福利，有2.7%的居民由国家和社会给予优抚。但从调查中也了解到，私营企业和个体机构中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状况较差，特别是个体机构的雇员，对于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雇主几乎没有给雇员缴纳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居民对于劳动权益的自我保障意识不强，《劳动法》的宣传有待于加强；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对企业监管力度不够，企业规避承担劳动者权益保障义务的现象较为普遍。由此可见，今后要特别关注非公有经济组织中，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组织中就业人员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亟需改善。

4、居民的安全感均较高。多数居民社会安全感较高，但食品、交通和医疗安全较令人担忧。调查资料显示，有68.1%的居民社会安全感比以前提高了，25.4%的居民感觉变化不大，只有6.6%的居民的社会安全感降低了。调查中我们还询问了居民人身、个人和家庭财产、个人信息隐私、交通、劳动、医疗、食品等7个方面的安全感，结果显示，在上述7个方面中，居民的人身、个人和家庭财产方面安全感较高，分别为94.2%和93.9%，而食品方面安全感最低，仅为32.8%，其次为交通和医疗方面，分别为53.1%和58%。这说明居民对食品卫生和安全有着较高的期待，对交通安全和医疗安全方面也有较大担忧。

5、居民社会公平感反映不一。教育、政治权利、医疗等方面的公平感较高。调查表明，居民对当前社会公平程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有76.5%的居民对社会给予了很公平或比较公平的评价。调查的6个方面的公平感均超过了50%。其中义务教育的公平感最高，为94.3%，政治权利享有为86.3%，公共医疗为81.3%，司法与执法为74.9%，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为71.6%、选拔党政干部为50.5%。

6、居民感觉收入差距较大。调查资料显示，有50.7%的居民认为当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的最大因素，38.6%的居民认为差距比较大，亟需解决，9.2%的居民认为差距可以接受，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仅有1.5%的居民认为收入差距太小，不足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个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贫富的分化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较大。

五、提高幸福感指数的手段

1、要珍视与保护公民的向心感。向心感主要是指公民对于国家政治、民族、民主以及社会发展现状的认同程度和自豪感，是特定群体社会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其核心是民族自豪感。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蔡元培认为，个人的幸福在伦理上与国家的幸福是一致的，他还指出，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国家而独立存在，个人幸福必须与家庭社会国家相侍而成立，所以说国家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国民幸福基础上的。

2、提升幸福指数必须兼顾GDP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曾经根据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54个国家和地区的1995年人均GDP（按购买力评价方法计算）与他们计算的幸福指数相比较，发现二者之间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统计检验显著相关。这说明，尽管按人均GDP排序的结果和幸福指数的排序不完全一致，但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表现为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人们所普遍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相对越高。人们在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就想通过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来提高幸福感，这种改善肯定是有限度的。也就是常说的苦中作乐。只有在物质生活的改善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在增强自己的满足感方面，对物质条件的可依赖可能会减弱。而在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还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改善收入，仍是改善人们幸福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于幸福指数的讨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原有的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仅仅以GDP指标来反映可持续发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背景下，福利指数，人文发展指数，绿色GDP等这些同样也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智慧与成果，也成为我们在考虑可持续发展时的重要依据。

3、要切实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问题。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多数民众的心理感受和实际需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社会保障是指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向其成员提供保护。实事求是的讲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仍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注重社会公平，兼顾不同利益需求，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重要的调节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