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增添新活力创造新实践

2020年1月，******考察云南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让各族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方向。

近年来，昆明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平安昆明建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为期目标圆满完成。同时，融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民族团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努力探索具有云南元素、昆明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

坚持党建引领把稳“方向盘”

基层治理不是简单的维护社会稳定，而是把党的领导植根于基层，组织群众依法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实现党领导基层治理、依靠群众加强社会治理。

昆明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市委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高位统筹推进社会治理；新组建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作为市委工作机关，加挂市社会建设办公室牌子，负责全市社会建设工作的总体布局、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在机构编制压缩的大背景下，昆明成立专门机构推进社会治理工作，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盘龙区根据居民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积极培育社区“合唱团”“读书会”“风筝会”“文艺队”等群众性组织“小平台”，促进居民有效参与“民生小实事”项目，搭建起群众自我价值实现的“大舞台”；禄劝县敞开线上和线下接访“两扇门”，搭建党员干部与群众沟通交流“互动平台”，精准发力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西山区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推出“一阵地一平台”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服务模式，把社区建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平台……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坚持把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扩大组织覆盖、严密组织体系、提升组织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联系群众的优势，把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

昆明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规划纲要》《关于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意见》等社会治理有关文件制度，明确了“三步走”的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同时，率先编制“昆明市社会治理指数”，提出36项社会治理指标，并将指标分为社会活力、社会服务、社会环境“三大维度”，构建起能“量化”评价社会治理的科学指标体系。此外，编制“昆明市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测评体系”，从治理体系、治理水平、治理环境、治理保障4个方面提出18条测评标准，推动城乡社区治理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

用心服务群众提升“满意度”

“雨一大，水流就往院坝里面灌，特别容易淹水，这可怎么办？”在日前举行的“书记邀你来喝茶”活动中，官渡区太和街道和平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段永芬来到和平新村八号院，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喝着段永芬带来的咖啡和茶，在轻松的氛围中商量解决社区的“大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把实现群众期盼作为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找准群众最迫切的需求，精准对接群众个性化的期盼，解决一批又一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群众幸福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在社会治理中，全市管理和服务力量不断向基层倾斜，构建了“党建引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按照“1+3+N”模式推动建立街道实体化综合治理中心，派驻警力、市场监管、城市管理3支队伍常驻街道，应急、人社、水务、环保、住建、卫生等部门挂牌进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第一时间发现、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昆明还探索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和区—街道—社区—居民小组—楼栋“五级治理”新模式，搭建基层社会治理九大共治平台，在村（社区）推行“楼栋长”“十户制”，延伸社会治理“半径”至基层“末梢”，实现“基层一吹哨，各方就报到”，有效畅通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

盘龙区伟龙广场B栋的楼栋长张增礼，就是“五级治理”中最基层的一环。在走访听取居民意见后，张增礼撰写项目书，最终申请到盘龙区“民生小实事”专项资金补贴一部分，居民自筹一部分。2020年10月、2021年2月，伟龙广场B栋的两部老电梯全部换新，困扰这栋楼60多户居民多年的电梯安全问题终于解决。今年，张增礼还就居民提出的缺乏公共活动空间问题再次向街道争取项目，把原来乱停电动车、堆放杂物的场地改造成可供居民读书的文化空间，放置了邻里互助工具柜，还可作为党建活动室。今后，居民家里灯泡坏了、水管漏了、螺丝掉了，自己不会修理的，都可以在微信群里求助，会有动手能力强的邻居***帮忙。

健全安防体系增强群众“安全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昆明市主动发现并参与查办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小果涉黑案，依法侦办了桂元浩、朱光敏、潘云华、宗德康、苏玉华、马海昆等一批重大涉黑涉恶案件。2018年至2020年，全市共打掉涉黑组织23个，涉恶犯罪集团（团伙）119个，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1723件，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39.01亿元；提起公诉涉黑涉恶案件193件1697人，一审、二审分别判决186件1654人和106件1082人。在2020年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达96.3%。老百姓纷纷称赞，扫黑除恶“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取得了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好成效。

大街小巷密布的监控探头、英姿飒爽的春城骑警，公交车场、医院、校园等重点单位的警务室，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迅速到达现场的民警……这些，都给了春城市民“看得见”的安全感。

昆明不断健全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入实施“雪亮工程”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综治中心及网格化服务管理实现一体化运行。在2020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公共安全感蓝皮书《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报告》中，昆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2020年起，昆明开始实施《智慧安防小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推进小区治理智慧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智慧安防小区”1845个，全市90%以上物业小区实现零发案。

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昆明深化拓展全市城乡社区（村）网格化服务管理，在全市配备网格员9349名，推进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探索创新市级“大循环”、县（市）区“中循环”、乡镇（街道）“小循环”和社区（村）“微循环”四级闭环分类处置机制，确保矛盾在网格内化解、问题在网格内解决、服务在网格内满足。2016年至2020年，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39万余件，调解成功38万余件，及时有效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状态。

探索民族团结与社会治理“深融合”

“社区治理难，难在居民不参与。只有提高居民参与的意识，才是解决老旧小区难治理问题的关键。”杨晓玲是官渡区金马街道东华路社区党总支书记，2018年，这个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社区以民族团结进步“十百千万”创建为契机，运用“一核多维、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网格化管理，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提升精准服务的到达率。

近年来，东华路社区创新建设了民族团结“缘聚社”，开展“情系社区，缘分相聚”主题建设，形成多民族共商社区事务的生动局面。同时，社区还建设“先锋管家”服务中心，设置6个“先锋小组”，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在社区“为民服务点”，之前走街串巷的商户有了自己的“地盘”，社区居民享受到了方便快捷的“地摊经济”服务。在“社区议事厅”，东华路社区将社工、社区楼栋长和热心居民等利益相关群体和热心居民组成“民族事务议事厅”“综治维稳议事厅”等5个议事厅，引导居民群众有序表达利益诉求、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充分激活居民参与社区民族团结创建和社区治理改造工作的活力。

2019年，市委社会工委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作为一项测评指标，入选《昆明市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测评体系》，成为评判各县（市）区年度社会治理工作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昆明市印发《关于巩固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意见》，并率先开展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创建，积极打造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昆明样板”。

如今，昆明市成功打造了金星社区“百家宴”、金沙社区“老王调解室”、春晖社区“智创共建联盟”、盘江社区“睦邻中心”、和平路社区“创建工作地图”、盛高大城社区“邻里守望站”、新村社区“陈大姐工作室”等一批特色示范品牌，搭建了少数民族服务联系平台、信息服务平台、创业促就业服务平台、纠纷调处和法律援助平台、民族社团培育平台“五位一体”服务载体，民族团结和谐局面更加巩固。

下一步，昆明市将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科学编制《昆明市“十四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把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加强各民族群众“共商共议”“共建共治”，以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为精神纽带，推动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社会的融合发展，从各族群众最关心关注的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民主协商、治安乱象整治、微权力治理等方面入手，积极回应各族群众的诉求和期盼，及时解决大家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治共融共享中感受发展的红利，感受党的温暖，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手记

打通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昆明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会城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采访中，记者看到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准确把握社会治理规律，创新推进的理念思路、制度机制和方法手段。比如，昆明市推行治安分色管理，通过发挥分色管理的防范预警和问题导向作用，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式；西山区创新网格化工作机制，从“多网并存”到“一网统管”，快速回应居民需求，提高了社会治理的反应速度；五华区黑林铺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施项目化运作，吸引社会组织、社会企业承接辖区内的养老互助、青少年教育、困难帮扶等项目；安宁市东湖社区推动“靠社区管”转向“居民自治”，鼓励、引导小区志愿者、各类社会组织多元主体融入社会治理和服务等。

实践表明，社会治理工作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基层，最坚实的支持力量在基层，最鲜活的创新实践经验也在基层。

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总结提炼推广基层经验做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统筹推进社会治理工作。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社会治理力量落到最基层。（昆明日报  记者王姗 唐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