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变化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用“一穷二白”来形容解放前的旧西藏，是再确切不过了。现代工业、交通、能源等都是一片空白，没有一条正式公路，只有“羊肠小道猴子路，云梯溜索独木桥”。

    1965年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各兄弟省市的帮助下，西藏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投身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经过5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近30年的改革开放，西藏经济逐渐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过渡。1988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打破“零”的记录；1992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1993年，财政收入接近2亿元。2004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1.99亿元，按同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19.5%。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0.02亿元，增长22.9%。在一般预算收入中，增值税增长14.5%，营业税增长8.5%。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2007年，西藏实现地方财政收入23.14亿元，比上年增长34%。一般预算收入20.14亿元，增长38.3%，其中，各项税收完成11.68亿元，增长32%。西藏地方财政支出279.36亿元，比上年增长38.1%。数字证明，西藏各族人民成为社会物质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享受者。

    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可谓是事业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回顾旧西藏，在当权者的野蛮统治下，整个旧西藏没几个有文化的人。据自治区统计局资料显示，1959年前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农奴的子女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份1949年的“西藏地区五个庄园文盲统计”资料显示，581名成年人中，不识字的就有550人，文盲率高达94.7%。旧西藏的卫生医疗条件也十分落后。除占西藏总人口极少数的农奴主可以得到医疗服务外，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患病，根本得不到治疗，只能眼睁睁等死。旧拉萨的宇拓桥边，每天都有许多患病的农奴在那里等死。更可悲的是，每当病疫流行，农奴总是成千上万地死去。一份“民主改革前拉萨郊区疫情统计”的资料显示，1925年天花流行，7000余名农奴死亡；1934年伤寒病流行，2800余名农奴死亡；1937年伤寒病再度流行，2000余名农奴死亡。

    民主改革后，中央非常重视发展西藏的教育和卫生医疗事业。1984年，中央对西藏自治区办重点小学和县办重点中学实行寄宿制，不收学费和杂费，由国家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1985年起，西藏农牧民子女在校生开始享受这项“三包”政策。2007年，国家再次提高“三包”经费标准。

    如今，西藏现有各类学校1011所，在校学生45万多人。目前，西藏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医疗方面，西藏100％农牧民享有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医疗保障。2008年，西藏农牧区的医疗专项补助经费从原来的年人均90元增至140元。农牧民孕产妇住院分娩实行100％报销。

    与此同时，西藏的医疗队伍不断壮大、医疗条件不断提高。据统计，2007年，西藏有卫生机构1343个，比1959年增加了1281个；卫生技术人员9095人，增加8304人。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使孕产妇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均寿命也由解放初期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西藏总人口由1959年的122.8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4.15万人，增长了1.3倍。

    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是***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很多国外学者认为，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世界各国保护“少数人”权益的普遍共识，为人类解决民族问题贡献了一种“中国智慧”，被称为处理民族问题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