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县家庭农场摸着石头过河

    搭乘政策东风

    李生敏现年54岁，任县西固城乡小东吴村人，曾是一名教师，人称“老李”。2011年，他提前退休回家务农，虽然种着几亩地，但老李认为规模太小，他寻思趁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东风把种植规模扩大。但是，种什么？多大规模？老李颇费了一番思量。恰在此时，与女婿王壮的一次闲聊把他点醒了。

    王壮是个80后，大学本科毕业，有头脑，有闯劲儿。他的一个亲戚在北京郊区经营着一个农场，为北京市区提供优质绿化用草，经济效益极为可观。老李和王壮一起分析了在邢台种草皮的优势条件：近年来，本市一直在努力争创国家园林城市，十分重视绿化工作；2011年，市委市政府提出“还邢台青山绿水，走生态发展之路”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改善生态环境更为重视；加之本市城市建设速度很快，新建小区及酒店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绿化苗木尤其是草皮需求量极大而供给严重不足，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另外，邢台地区土地及用工成本很低，发展大规模草皮种植，肯定有赚头！

    说干就干，老李在2011年就开始大规模种植草皮，还试验性地栽了数百棵园林树木。今年，在得知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家庭农场”，他便到县工商局办理注册登记，给自己的农场取得了法律上的“名分”。据任县工商局注册科科长赵文格介绍，家庭农场这种经营模式是新生事物，在该县没有先例。他们在请示市工商局后，放宽登记条件，快速把手续办了下来。该局还准备开辟“绿色通道”，为其他准备发展家庭农场的农户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

    种草皮来钱快

    办农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2011年，老李自筹资金60余万，从小东吴村及附近的辛益村承包到200亩地。迫于经济压力，他先将其中的50亩种植草皮，其余150亩种植大豆、小麦、玉米等粮油作物。

    老李找来大型机械平整土地，对耕地进行高标准改造；开挖两口深水井，铺设300余米输水管道；地面上配备高效喷灌系统；购进2台大型拖拉机、1台旋耕机、3台播种机、1台打药机、1台起草机和5台剪草机；播撒上优质进口草籽……

    草皮眼看要长成了，却因没有知名度，无客户前来。老李和王壮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不能等死，要主动出击。于是，他们天天开着车在市区和各个县城里转悠，见到搞绿化的工人就上前打听，找负责人询问、塞资料，希望能把自家的草皮卖出去。偶尔遇到中意的客户，他们就两眼放光，不仅负责***送货，还自费找工人把草皮铺好。

    好事多磨，老李就这样一小块一小块地把草皮卖了出去。年终，老李对200亩耕地的收入情况进行了统计，决算结果让他大跌眼镜，50亩草皮的纯利润竟然比150亩粮油作物还高！农场每年可种植3季草皮，按近几年的均价7元/计算，除去水电、农资及人工成本，每平方米草皮有4元利润，每亩地一年即有8000元净收入。于是，老李不禁感叹：“种粮食真没意思了！”

    农民的经济账

    不仅是老李，很多接受采访的农民都会反复提到一句话“种粮食没意思”。在当地的话语体系里，这句话有多重含义：种粮食不赚钱，甚至是赔钱；种粮食很辛苦，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粮食很“拴人”，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总之，从投入与产出比来看，种粮食太不划算。

    小东吴村村支书李雷振介绍，该村有2000多人，500来户，平均每人约1.6亩耕地。村里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留下来的大都是老幼妇女。（注：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有社会学者称此为“386199部队”现象，38即三八妇女节，指代妇女；61即六一儿童节，指代儿童；99即重阳节，指代老人。）

    该村61岁的村民李凤英及其儿媳都是老李家庭农场里的长工。李凤英介绍，她家里还种着十几亩地，由她和儿媳打理，平时她们也到农场里工作，两人每月能挣3000元。李凤英的丈夫和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即使是农忙时节也很少回家。李凤英说：“地里活儿紧时也就那几天，他们来回一趟不光花路费，还耽误打工赚钱，不值当！”

    小东吴村村民颜敬生给记者粗算了笔账，当地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近几年小麦和玉米单价基本稳定在每斤一元零几分，这两种作物亩产均为1000斤出头，每年每亩毛利2000余元，除去农耕、灌溉、化肥、农药、收割等费用，基本上是“种两季收一季”，并且还没有把人工成本计算进去。颜敬生说：“现在年轻人到外面打工，一个月轻轻松松赚3000多块钱，比种地强多了。”

    土地如何流转

    正是由于“种粮没意思”，一些耕地被撂荒或低价转包。沙河市政协委员姚军红在社会调研中发现，本市各县市区均存在着土地闲置问题。姚军红说：“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张。大量耕地被闲置抛荒，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他认为，发展家庭农场，由种植大户或城市资本承包分散的农田，推进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是解决土地闲置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老李家庭农场的所有土地都是从其他农民手中转包来的，其中有部分土地原本是撂荒的。为保证土地连片及农场经营的稳定性，老李与所有转包土地的农民均签订了为期12年的合同，每年每亩耕地租金为1000元，租金每年一结。据了解，在此之前，小东吴村附近耕地转包租金最高也不过是每年每亩500元。老李介绍，合同约定了每亩每年1000元的高价，农民们很高兴，但也心存疑虑，他们担心农场效益不好，租金收不回来。而这3年，农场运营稳定，农民们都准时拿到了租金，心里踏实多了。

    “今年，有几个农民提出：‘你的农场赚了大钱，该把租金涨涨了吧？’我就告诉他们：‘咱不是签了合同吗？咋又不照着合同来？这地你不愿租也行，拿回去自己种吧。’”老李说，农民们都知道他给的租金很高，只是想乘机再提高一些，但是他绝对不能开这个头，给个别农民提高了租金，其他农民的租金也得提高，而且还会一年比一年高，农场早晚会经营不下去。

    就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年限问题，记者采访了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刘孟山。他长期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专项调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刘孟山认为，土地流转年限不宜过短，也不宜过长，短了会影响农场经营的稳定性，而长了农民利益可能受损。综合考虑，他建议把流转年限定为5年，且农民在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时，最好只约定租金下限，租金上限则随着地租及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浮动。农民要保留议价权，以维护自身利益。

    非农化非粮化 … …

    2011年，老李种植了50亩草皮，2012年100余亩，2013年160亩。随着市场的日益开拓，老李农场里的草皮显得供不应求，他在逐年加大草皮种植面积的同时，也在逐年压缩粮油作物的规模。据老李介绍，他今年又承包了一批土地，农场土地面积已达到300亩。另有200亩已经谈妥，但尚未正式签订合同，预计2014年农场土地面积将达到500亩。届时，这些土地中的绝大部分将被种上草皮。

    据了解，老李的景泰园家庭农场并非邢台首家。在此之前的4月13日，河北省首个家庭农场——“惠农家庭农场”落户沙河，高店村种粮大户王忙书成为本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和亲戚在去年承包了1200亩土地，专门种植黑小麦、绿小麦、黑花生等农作物，年销售收入达400多万元。另外，本市还有不少符合家庭农场概念，但还未注册的“类家庭农场”。去年，平乡县的董风平、董丙坤，宁晋县的孙云山，任县的段志培，隆尧县的李杏军被农业部评为2012年度“全国种粮大户”。此外，还有更多尚未引起公众注意的农场主。

    农场主们普遍对自己农场的光明前景信心满满，而刘孟山教授却对本市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出现的一些“非农化”和“非粮化”现象忧心忡忡。

    “‘非农化’和‘非粮化’都违背了国家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用途的规定。”刘孟山介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粮食价格较低时，农民们倾向于缩减粮食耕种面积；当粮食价格上涨时，农民便会转而扩大粮食耕种面积。虽然市场具有自发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保证耕地总面积，但市场也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一旦耕地用途被改变，水利设施、灌溉系统随之改变，土壤肥力下降甚至土壤层遭到破坏，再恢复粮食种植将会非常困难。

    6月20日，任县小东吴村苗木种植大户李生敏拿到“景泰园家庭农场”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成为任县首个家庭农场主。近日，记者来到李生敏的家庭农场，走进田间地头，与农场主、雇工、普通农民、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零距离接触，得以一窥本市家庭农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状况。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遭遇边际成本递减困境，各地农村均存在着一些土地撂荒现象。在此背景下，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可确保粮食安全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方式已成为主旋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流转。“家庭农场”这个充满浪漫美好气息的词语迅速流行开来，一个个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

    什么是家庭农场？目前比较公认的解释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在发展初期已出现了一些问题：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不明确，农场主们面临资金、技术困境；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仅得到微薄的转包费用，却不能分享规模化经营的利益；种植大户或工商资本长期占有大量耕地，用于“非农化”和“非粮化”生产，甚至被再度闲置抛荒……目前出现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引起重视，需要社会学者深入研究，寻求***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