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人类三次迁徙看中华文明的发展
东方人类的第一次迁徙
古涿鹿,在时空概念上等同于广义上的泥河湾的地理位置,泛指河北的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和北京的延庆、山西的大同盆地等这一广袤地域。
人类在远古时期还没有能力自如地应对突发的天灾。《逸周书》、《诗经》、《山海经》等史籍中记载的几万年前的那场大洪水,由于当时科学条件限制,洪水成因不能讲清楚,人类只能选择大规模的迁徙,迁徙时向高处避难是不二的选择。中国西高东低的整体地貌,使得地处泥河湾的人类只能选择向西避难,经山西、陕西进入甘肃、青海一带,他们汇聚到甘肃境内,逐步形成大地湾文化,在漫长生活中,依据当地生产资料,派生出弃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而另部分人西行到天山山脉形成了后来的还保留有泥河湾源头母系社会性质的西王母女儿国,新疆瑶池一带出土的彩陶类似于仰韶彩陶说明了二者同出一源。因气候原因向东漂泊的人群随洪水漂至今天的山东半岛一带,这些人群依托泰山之高,侥幸躲过了洪水,生存下来,形成了后岗一期文化及大汶口文化人群。
这样,古代人类的大规模人群迁徙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成,先人们在这些地方生活、生产,发明创造,人类文明初现曙光,初步文明开始起步。
东方人类第二次回迁
第二次迁徙,也就是人类寻找故乡的过程,也可称为逐鹿。鹿与麓通假,又与陆、路同晋,逐鹿的意义就是寻找故乡那片水草丰美之地。东归也是东方人类第一次集体拥有的故乡情结的大释放。
那场洪水退却后,人类逐步繁衍壮大,东归寻乡的念头越来越浓,促成了人类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在这一过程中,从事畜牧业为主的人群就从北边广袤的大草原东归寻找故乡,部分半农半牧的人群走到河套区域居住下来,形成了考古学上河套文化人群。而主流人群逐步东迁形成了以红山文化圈系列的人群,即黄帝部族这一脉。
红山文化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最重要的考古文化,199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遗址。遗址中有祭坛、神庙、积石冢、房址和窑址等。其中的女神像及大宗玉器,显示出宗教文明的诞生。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等以玉猪龙最为典型,显示出中华玉器文明的光辉。因此,苏秉琦先生根据考古材料和资料分析,认定“红山文化的时空柜架”,可以与之对应。如此说来,燕山是黄帝部族之根,龙是黄帝部族之脉。
以采摘农耕为主的人群由南向东寻找故乡,也就是传说中的炎帝部族。其中以渔猎为主的信奉鱼图腾可能创造了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蚩尤的部族在与洪水的争斗中幸存下来,形成了以渔业为主的生存方式。这样东方人类在返乡过程中,不断创造各种文明,成就了苏秉琦先生论证了满天星斗学说。
人类的第三次迁徙
诸多史学文献、传说的史料得出黄帝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都发生在涿鹿一带的结论。1982年,苏秉琦先生首次指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的双向通道。”从考古类型分析,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三支强劲的各有源头的考古学文化在这里共生、并存、交流融合。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族在古涿鹿这一区域汇集、征战、交流,最后形成大团结、大融合的一统局面,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寻根的过程中,文化之根的雷同只有在故乡之地才最合适把各种文明聚会到涿鹿这个大熔炉中,才得以形成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之所以中华文明独树一帜,延续至今,文脉从未间断,其正是由于那时三大部落间,形成的固有的以血脉亲情为主要依托的民族根脉,同源、同祖、同宗,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得以诞生。正是苏秉琦先生当年提出的要在北纬40度长城南北两地展开考古调查,才得以在蔚县三关遗址等多处蔚县的遗址上发现了红山文化叠加、仰韶文化遗址的墓葬,出土了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雪山文化等多种类型的文物相互叠加并存,客观上证实了这一汇聚的可能,成为涿鹿大战考古学上的历史成因的有力物证。东方人类在“逐鹿”寻找故乡的过程中,因争夺盟主地位而发生的两次重要战争,使人类各自为政的部落社会,走向多元一体的社会形态,这正是涿鹿在中华民族地位的所在。
东方人类的第一次为避灾而进行的迁徙是人类从旧石器母系社会逐步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出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批古文化逐步形成;第二次返乡的迁徙,也就是“逐鹿”的过程,促进了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开疆扩土的需要,将各自带去的新石器文化发展成为各具特色又血脉相连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等多种文化,到陶石共用时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青铜时代呼之欲出;第三次在真正接近故乡的迁徙中,发生了战争,最终融合为中华文明,形成了以新兴农耕文化为底蕴,以红山文化龙图腾为崇拜图腾的多元一体的民族,促进了东方人类再次相聚在一起,共同发展,创造出崭新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