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占文就是要以制度追责惩治为官不为

　　6月29日市委召开的十三届113次常委会议，研究通过了《关于严肃整治“为官不为”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整治“为官不为”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这就意味着将整治“为官不为”上升到了“制度追责”的层面，严查“不为”之事、细问“不为”之责、狠刹“不为”之风。对情节较轻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道歉；情节较重的，停职检查、调整工作岗位；情节严重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免职。从而，让“为官不为”现象无法遁形。

　　眼下，在经济增长放缓、简政放权、高压反腐背景下，一些地方的部分领导干部身上“为官不为”现象的确很严重：“平平安安占位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不贪不占，啥也不干”，“平时做敲钟和尚，遇事当甩手掌柜”……形如“政府摆设”，状如“公演木偶”。

　　“为官不为”表面看起来是无关痛痒的小毛病，至少与腐败行为相比，属于“小恶”。但“为官不为”同样是一种腐败，消耗民心，激起民怨，其恶劣影响比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有一句俗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是古往今来，有几个不作为的官员会主动回家卖红薯？一是他们不承认自己“不作为”，二是难于发现他们“不作为”，三是没有具体的法律和制度来惩治他们“不作为”。按照字面的解释,“不为”是与“有为”相对而言的。一个人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就负有了实施某种职务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应该履行而且积极履行责任和义务，就是“有为”，能够履行而不去履行，就是“不为”。权利和义务，是同一法律关系中两个不同的侧面。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转化。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也是拥有和行使权力的前提。如果只享受权利和待遇，不为老百姓办事，这样的官员又养之何用？

　　干部“为官不为”的表现形式很多，但总结起来，也就是下面这六“子”：一是求稳怕乱，规避风险“做样子”；二是空喊口号，不见行动“唱调子”；三是安于现状，庸碌无为“混日子”；四是回避矛盾，遇到问题“绕弯子”；五是不能担当，急难险重“撂挑子”；六是掩盖问题，欺上瞒下“捂盖子”。

　　机关单位有这样的干部就会出现政令不通，形成人为的干群隔阂，造成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干部“为官不为”，就会出现有利就上、有责就躲的现象，从而败坏党员干部队伍的形象；干部“为官不为”，就会出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贻误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造成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干部“为官不为”，就会出现得过且过，无创新开拓意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造成人员管不住，工作推不动，经济上不去，社会不和谐。

　　让“制度追责”惩治“为官不为”，即是构建严密完善的机制制度来规范约束干部的行为作风，一旦发生“为官不为”的现象，发现一起，依规依矩来查办一起。强化执纪监督，形成“不敢不为、不为追责”的硬性约束；科学绩效考评，克服“干好干坏、优劣不分”的现实难题；实施制度追责，建立“在位有为、必须作为”的长效机制。

　　曾国藩《治心经》里有一句话叫“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也有一句话叫“为官避事平生耻”，当官如果逃避责任，不作为，那就是最大的耻辱。古人云：“勤者，政之所要；廉者，政之本也”。廉洁奉公是为官底线，在其位谋其政也是最起码要求。廉而不勤，小则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大则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尤其在当前，改革爬坡过坎，任务艰巨，要的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勇于担当的精神。中央一再强调，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

　　******提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为官不为”者人为地把“守规矩”和“干事业”对立起来，说白了是患上了综合性疾病，包括缺乏理想信念的“软骨症”、高压从严治党下的“焦虑症”、保守陈旧思维的“依赖症”、迷恋官本位的“成瘾症”。

　　当前，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的是一个重大考验期，也是从政理念、从政方式的转型期、调整期。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为官须有为，不为须问责。干事但不干净的要处理，干净但不干事的也要问责。要牢记责任重于泰山，兢兢业业，夙夜在公，与人民同甘共苦，把追求国家富强，追求人民幸福，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自己的毕生任务。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没有这样的意识，那又何必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