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瑞华带着国恨家仇上战场

　　老兵档案：    

　　田瑞华，1929年出生，兴隆县大水泉乡人。1944年2月参加八路军，1949年5月入党，1953年3月退伍。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立二等功一次，获冀东军区司令部嘉奖一次，负伤六次，四次重伤，为六级伤残。退伍后，先后在兴隆民政局、银行、交通局、农牧局工作。    

　　老人干净利落，一顶小西瓜帽、一副圆镜框的咖色眼镜，让86岁的田瑞华老人书卷气十足。在家里的任何地方，任何物品，尤其是报纸杂志等都分门别类地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连3个烟斗都错落地摆放在一个小铁盒里，老人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老人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虽然知道我的来意，但他并没有急于给我讲述那段历史，沉默还有悲伤的情绪在蔓延，我不敢开口，因为每一次回忆对老人来说都是撕裂伤口般的疼痛。

　　浓重的喘息、湿润的眼睛、起伏的胸口，老人艰难地开口：“说起打***，苦呀，难呀，可是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赶出中国……”

　　日本***让我家破人亡

　　我的父亲和爷爷奶奶都惨死在日本***刀下！当年日本***杀人就好比杀死一只鸡，用刺刀无情地戳……惨啊！

　　我的父亲田全福是八路军的办事员，给八路军送信、送物资。那个年代，给八路军办事是极其保密的工作，都是上下线单线联系。

　　因为早年间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听力受损，加上联络途中道路险峻，蛇狼常常出没，为了父亲的安全，我常陪他往返联络点间送信，我那时才七八岁。也因为我们一个是聋子，一个是小孩，才没引起***的注意。

　　联络点都安在山林里，来回20多里路，我和父亲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棍子，镰刀用来打狼，棍子用来打蛇。父亲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我们爷俩把裤腰带扎得紧紧的，这样憋着劲儿跑得才快。父亲有事或生病时，我就独自给联络点送信。

　　1942年1月15日，我和父亲起早给八路军送信送军鞋。我耳朵好，总觉得有动静儿，但当时山路弯弯曲曲，听不太清楚。后来，我听到了日本人叽里呱啦地说话。

　　意识到危险来临，父亲赶紧把信塞给了我，让我往林子密实的山上跑，他想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军鞋藏好再跑。

　　但是父亲还没有藏好鞋，日本***就赶到了，我好想去救父亲，可是我记着父亲的话：“你才10岁，怎么打得过日本***，你要把信安全地送到联络点去，就是死也要想法儿送到。”  

　　两个日本***和两个伪军一边开***，一边喊“站住”，我只能拼命地跑，风呼呼的，头发都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当时天已蒙蒙亮，山上都是雾气，林木密实不好钻，伪军说是个孩子，日本***才放弃追捕，我逃过一劫。

　　把信送到山上的联络点后，我摸进家里。母亲和爷爷奶奶才得知父亲已经被捕。因为怀疑叛徒告密，担心日本***来家里抓我，我和邻居李大哥（李大哥的弟弟是八路军）就跑到了山上。

　　后来，我得知父亲被日本***抓进了兴隆伪满洲警察署。他们对父亲用尽各种酷刑，用煤油和辣椒水从嘴和鼻子往里灌，父亲都没有招供，6天后，父亲被活活折磨死。

　　在父亲牺牲一个月后，就是正月十六，日本***再次到家里搜捕，在没有抓到我后，他们对我的爷爷奶奶和母亲进行了毒打和拷问，抢光家里的东西后放火烧了房子。

　　我在山上就看到了我家的位置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心里难受呀，我当时就哭了，那是我的家呀，花白头发的爷爷奶奶，瘦弱的母亲，他们还能有好吗？

　　夜里，我偷偷回到家里，看到的场景是五间房子化成了灰，爷爷奶奶横尸院里，身上伤痕累累，满头鲜血，母亲气若游丝……

　　谎报年龄去参军

　　如果不是日本侵占热河，我肯定还要好好上私塾的，我特待见读书写字。可是10岁的我在那个年月，在山上一个砬洞子里愣是生活了两年多。

　　那时候只要是和八路军有关的人和事，日本***没有放过的。为了活着，我夜里偷偷回到家里，从母亲那里拿些棒子和咸菜疙瘩，那时所谓的粮食就是棒粒和为数不多的小米。

　　白天不敢生火，怕引来***追捕，无论多饿，都捱到夜里，在三块石头上架起一个小锅，炒棒粒或煮棒粒吃，老吃这些吃不下去呀，后来就把棒粒放在大石板上砸碎再煮……

　　那日子，苦啊！日本***和伪军天天搜村，烧杀抢掠，没一天安生的日子，活着就是万幸！

　　那时候不知道啥叫革命，只知道八路军是打***的，是***、朱总司令的军队。

　　不能这样苟且偷生了，我和李大哥商量，我们要去找抗日队伍，我们要去打***！

　　1944年2月，我和李大哥历尽艰辛找到雾灵山抗日根据地(冀东军区十五军分区)，但由于我太小太瘦，八路军不要我！当时我还不到13岁，我谎报年龄说，我14岁了，但他们说，“你还是个孩子，我们一天得走一百多里路，你受不了。”“我能行，我保证不掉队！”我哭着拍着胸脯保证。

　　那时一个人认出了我，也就是当时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侦察通信连的连长孙长业。他认识我父亲，还在我家吃过饭，得知我的遭遇后，把我留下来了，我自此正式加入了八路军。

　　我一定要去打***，为亲人报仇，把他们赶出热河，成了我唯一的信念。

　　亲手杀死日本***

　　那时隔三差五就打一仗，我们没少打***和伪军，可是每次连长都让我跟在后面。我知道连长的好心，可是我着急呀，我啥时才能给父亲和爷爷奶奶报仇啊？

　　我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哇哇地哭，想起父亲所受的折磨，爷爷奶奶死时的惨状，我恨自己不能亲手杀死日本***。

　　哭够了，从山上回来。连长一眼就看出我哭过了，知道原因后，他叹了口气，说：“别急，过几天，我带你出任务，让你打***。”

　　1944年8月，连长带着我和卫生员去迁安，据说有一个日本***每天上午十点往返东庄和西庄之间送信。

　　出发前，连长递给我一把“撅子”手***（上***取弹壳都需要将这把***撅开）。虽然是神***手的连长教了我怎样瞄准开***，但我还是挺不安的，我怕我失去一次杀敌的机会。但连长说：“别担心，我一捅你，你就开***，照***胸脯打，那面积大，万一打不中，还有我呢！” 

　　我带着仇恨，紧张地趴在棒子地里准备伏击这个***。

　　近点近点，再近点，连长终于捅我了，***声过后，***晃晃悠悠地摔下了马。我们走上去一看，妈呀，我打爆了***的头，那血咕咚咕咚地流。

　　我们缴获了两支***，50多发***，一把刀。后来听卫生员说，他翻看那个***的衣兜时，还有一张他和家人的照片。我当时就想，你们也有家人，为啥要来中国，杀我的家人呢？

　　1945年7月，日军已经成溃败之军，他们准备撤出兴隆，转往唐山，坐船回国。八路军得到消息，决定在大营盘堵截。

　　当时，我去黄门子送信，在返回途中的一个拐弯处，我突然听到了日本人在说话，还没等反应过来，我们就面对面了。就几十米，他们仨人，我一个人，来不及开我的“撅子”，我把随身携带的“王八雷”（从战场上缴获的日式手榴弹）拉开弦扔了出去，转身向玉米地钻去。几乎是同时，他们其中的一***打中了我的左肩，等我从玉米地出来时发现，三个***都死了，被我炸得七零八落的。

　　这三个***是探路的尖兵，在二三百米远就是他们的一个班，一里路以外就是他们的大部队。***声，已经让后边的***赶上来了，我从玉米地向另外的山跑去，期待着大部队堵截的***声响起。

　　后来，部队成功地伏击了要逃跑的***，伤亡惨重的***退守回到郭家庄。

　　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日本***才分批撤出兴隆。

　　司号员

　　一个干了就不能改的兵种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我被部队挑选为司号员。那是一个干了就不能改的兵种，除非死了。

　　因为我吹响的号声虽然是由“1234567”音符构成，但每一声都代表着一个密码，司号员是战争年代首长的嘴——号声代表首长发出的命令，是进攻还是撤退，是左包围还是右突围，而能听懂号声的是在前方执行任务的司号员，他收到后回复我，再将我所传达的信息告诉他所在部队的首长。

　　战争年代艰苦呀，只有团以上的部队才有可能有发报机，连级以下对前方部队下命令都靠司号员的号声。就像电报发报员一样，我们也得背密码，不同声调不同意思，这个工作特殊呀，如果司号员受伤或叛变，要重新制定密码，再重新背诵。

　　日本投降后，我在部队一直是司号长兼司号训练队队长，从冀东军区十五军分区到华北军区再到抗美援朝，我这号一吹就将近十年！

　　每一次开火我都做好牺牲的准备，每一仗结束，我都希望这是最后一仗。抗战那些年，部队差不多天天都翻山越岭行军，有时候一天走二三百里路，没吃没喝的，照样打***。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那嘹亮的号声，那弥漫的硝烟，那与敌军惨烈的厮杀情景。幸运的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我们都取得了胜利，而我辗转了半个中国也活着回到了兴隆。

　　田瑞华老人珍存着一些老照片，有自己刚参加八路军时的，有解放湘潭时期的，还有和连长的合影……每讲述一段历史，他都会拿出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用塑料封着，老人说上战场时他都将这些照片揣在胸口。泛黄的相纸不仅承载着老人的生活经历。

　　世易时移，当年仅十岁的田瑞华，如今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脸上的皱纹深如刀刻，战争中留下的伤痕和军功章，都成为老人难以抹去的历史印痕。田瑞华老人说：“现在我也不能忘记，日寇对我们中国人的压迫、剥削。我们今天要教育我们的后代，千万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和合承德网记者 张艳梅 通讯员 李呈祥 赵明欣 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