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书记23年工作笔记成当代民间珍贵史料

　　村书记的小木箱

　　张明德是赤城县茨营子乡苏寺村人，今年78岁。他的家里有一个红色木箱，里面存放着35本笔记，如今，这些笔记竟被国内当代史专家视为“宝贝”。

　　老人有两儿四女，老伴已去世。在几个儿女中，小女儿张海荣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她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后，接着读研究生，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她又到中央党校读博士后，如今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为副教授。”谈到小女儿，张明德老人一脸自豪。

　　在张海荣的眼里，父亲的心细让外人简直无法想象。母亲在世时，父母经常来北京，在她家住上一段时间。女儿上班后，张明德出去遛弯，顺便买些果蔬和日用品，回来后，这些东西都会被父亲详细记录，每当父母要回赤城时，父亲就会将一沓生活账单交给张海荣。每年，儿女们都会给父母一些“孝敬品”，父亲都毫厘不差地记着。现在，已积存了厚厚的一本。

　　张明德爱写、爱记的习惯，从年轻时就形成了。

　　现在，尽管老人年逾古稀，但记忆力非常好，多年前的事情仍历历在目。当年，小学毕业后，是继续上学还是参加工作摆在了张明德的面前。他有三个弟弟，为了让弟弟们能够读书，他选择了参加工作。先在小学当老师，后又调到乡里当秘书。27岁时，他开始担任苏寺村大队书记，这一干就是大半辈子，一直到55岁。

　　1965年3月21日，张明德当选苏寺村大队书记。在他担任大队书记的前两年，村里搞“四清”，之后“文化***”就开始了，整天乱哄哄的，他没有想到记些什么。

　　大队经常开会。1967年3月20日，张明德开始作村里的会议记录。为什么要作会议纪录?张明德说：“主要是便于自己回忆过去的事情，平时经常会遇到想不起来的细节，可以拿出会议记录看一看。万一村里定好了的事情，村民们不认账了，会议记录权当是一个证据。”

　　他介绍，会议记录主要包括大队开会时的日期、参加者、研究的事情等等，这些会议纪录或写在白纸上，或用文件背面写，散会后，张明德再认真地誊写在笔记本上。村委会有一个红色小木箱，写完一本会议记录后，张明德就将笔记本放进小木箱。

　　在苏寺村，张明德担任了25年的村书记。1984年12月13日，张明德被调到乡里工作，苏寺村的会议记录中断了。1986年，张明德又回到村里。1987年3月21日，经过改选，张明德再次担任村书记，他一如既往地作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并不是每天都写，但只要村里开会，张明德都坚持作会议记录，在任村书记的23年间，一次也没落下。一直坚持到1992年4月6日，他不再担任村书记。

　　当张明德离开村委会时，他将小木箱搬回家中。

　　35个笔记本

　　发现小木箱秘密的是小女儿张海荣。

　　在她的记忆中，家里的这个红色木箱上，经常加一把锁。张海荣从母亲那里得知，里面存放的不是好吃的东西，而是父亲写算的本子。加把小锁，主要是怕孩子们“乱翻腾”，如果被弄得乱七八糟，父亲用起来就不好找了。这个小木箱盘踞一隅，静静地躺在家中储藏室里，时间久了，儿女们对它见怪不怪了。

　　母亲去世后，儿女们打开家里的衣柜，整理买给母亲而她老人家一直舍不得穿的衣物。在整理过程中，小木箱闯进了张海荣的视线。此时，小木箱已静卧在卧室里，其实更确切地说，就摆放在张海荣的床前。

　　张海荣问父亲：“小木箱里装些什么?要不要处理掉?”父亲回答：“也没什么，你们看着办吧，就是我当大队书记时的一些会议记录。”

　　女儿从父亲的手中接过钥匙，打开了小木箱，发现箱内装的全是父亲的私人账本和笔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小箱里完整地保存着父亲23年来担任大队书记期间的会议记录。这些会议记录有的用钢笔书写;有的用油笔书写，张海荣数了数，会议记录原稿一共有35本。23年的乡村记录

　　张海荣是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专家，当她听说是父亲当村书记时记的会议记录，她就一本本翻开阅读。“这些东西太重要了。”女儿欣喜地说。这35本会议记录的价值无须费言。

　　“1979年5月15日至16日2天，召开生产检查会议，参加人员共12人。讨论问题粮食定产，定购怎么分?结果，大家同意安排……”这是35本会议记录中普通的一页。

　　在女儿看来，父亲的这35本会议记录，是对“文化***”时期和改革开放前后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北方乡村历史的全景式记述，弥足珍贵。

　　“每个人都是特定时代生产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将亲历的活动记录下来。表面上看，父亲笔记本上都是一些拉拉杂杂的记事，但对于一位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受文化程度、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制约，能够23年不间断地详实记录，让人难以想象。更为特别的是，即使有一定的记录，在经过漫长岁月的磨蚀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可父亲却将他的会议记录完整保留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张海荣认为。

　　这些记录对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与父亲商量后，张海荣将35本会议记录带回北京，她整整用了3个大纸箱，才把它们装下。运到家后，她按时间顺序整理、阅读、研究。

　　当父亲再翻动这些笔记时，女儿对他说：“爸，你千万不要翻乱了，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好。”

　　《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

　　自成立以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就致力于国内民间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张明德介绍，女儿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提供了自己的这35本会议记录。

　　相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各种民间史料，中国当代民间史料数量大，种类多，抢救、发掘的难度理应比前两者小得多，但实际情况却不乐观。在经历“文化***”后，许多个人记录性史料大量抄没、毁坏或遗失，原本取之不尽的当代民间史料却成了急需抢救的“国宝”。

　　张明德50万字的乡村纪录，是国内难得一见的关于中国北方村落数十年生产生活较为完整的私人记录。会议记录包涵了“文化***”期间以及改革开放前后一段历史时期北方乡村政治层面的运作轨迹、经济层面的生产与管理状况以及生活层面的规约治理等。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组织编辑了《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丛书，这是一套记录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的资料丛书，一共10部，收录的是流散于社会的各种民间文献，包括笔记、信函、小报等。张明德的会议记录全部被编撰成书，书名为《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分上、下两册，在整个丛书中排在第六部，现已出版发行。

　　在《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出版前，张明德两次来到北京对书稿进行校对，第一次在2009年5月。第二次是在同年的秋天，一直校对到2010年上半年。

　　《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为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提供了重要资料。而在赤城，一时间，该书竟洛阳纸贵，人们很难得到一本。张明德翻看此书时，当年的会议记录变成了铅字，字里行间记录的每一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老人百感交集，一时泪水湿润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