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要激发创新活力宽容失败是基本要求
哪些要宽容?怎么样宽容?政府需要更明确地告诉大家。比如实验室里出了一个小爆炸,能不能宽容?投资300万做了一个完全失败的试验,能不能宽容?政府不妨与创新者、科学家、企业家商议一下,给出一个边界
访谈嘉宾:
孙建平 市人大代表,静安区委书记
张民选 市人大代表,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几天来两会会场上热传的新名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科技创新软环境,发展创新文化,落实全民科学素质纲要,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而是否能够宽容失败,并由此激发出沉睡着的创新活力,是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尤需追问的问题。
先行先试,势必要宽容失败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宽容失败并不是第一次。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个新语境下,宽容失败对上海为什么特别重要?
孙建平:什么叫先行先试,就是去发现、面对各种矛盾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为大部队趟出一条路,这中间可能有成功,可能有失败,但即便挫败也是有价值的。成功地试错也是成功。
上海要做排头兵、先行者,就必须迎着困难上,围着难点攻。上海要先行先试,就是去攻路,那势必要宽容其间的失败。如果所有人都为了避免失败而绕开困难,那问题就会在大部队上来的时候暴露出来。到时候,整个先行先试就是失败的。
张民选:说到科创中心,大家很喜欢提硅谷。硅谷的天使基金,投资100个项目可能死掉90个,但没问题,成功10个就翻本了,而这90个失败在他们看来是一笔很可贵的财富。这就是宽容。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只许成功的话,他们会做这样的事吗?
记者:在很多人印象里,上海对创新主体而言并不是特别容错的城市,好像一直顶着成功的光环。而各类创新主体,也往往宁愿少做不愿多错。为什么会这样?
张民选: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宽容失败的认识还太过笼统。哪些要宽容?怎么样宽容?政府需要更明确地告诉大家。比如实验室里出了一个小爆炸,他承认实验环节出错了,你能不能宽容?投资300万做了一个完全失败的试验,你能不能宽容?政府不妨与创新者、科学家、企业家商议一下,给出一个边界。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具体宽容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没底,自然缺少试错的动力。
把握准失败到成功的一步之遥
记者:从鼓励创新来讲,这些年政府花的精力不算少,拿出的引导政策和资金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创造活力还是不理想?
张民选:政府投入的力度是一回事,投入的方式是另一回事。不管是对企业、对高校、对科研院所,我们的投入有没有做到不问出处、一视同仁?恐怕还没有做到。我们可能习惯了传统路径,抓大放小。比如高校投入总是不能放下985,企业投入总是倾向大型国企,他们早就喂饱了,甚至脂肪肝了,我们还在不停地喂,久而久之就养成惰性了。以前大家说跑步前进,现在连跑都不想跑,因为日子很好过嘛。而小企业、小学校要创新呢?要资金没资金,要待遇没待遇。
孙建平:创新围着什么转?一种是围着市场需求转,一种是围着政府的引导资金转。政府如果只有简单的引导资金,并把它用作一根指挥棒,就会造成企业抱着投机的心态,盯着政府的喜好来做创新。企业拿到资金就算万事大吉,当然谈不上创新,更不敢试错。这种现象如今非常普遍,而一旦政府引导资金的方向与市场实际需求有出入,就会造成误导。
记者:而政府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微妙。有时候政府管得多,把企业管死了;但如果放手不管,创新成果或许会死得更快。该怎么拿捏?
孙建平:政府要更多使用首台首套政府购买的方式来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来进行创新。可能创新成果出炉的时候会有很多缺陷,但你要接受他,并提供一些具体的企业亟需的帮助。你不给他第一次需求,他可能就少了一次关键的推动,失败和成功可能就是这一步之遥。
张民选:政府应该摆脱现在的路径依赖,尽量少一点事前投资,多一点事后承认。创新的东西出来,我就认你,支持你,不管你出身何处。
单单宽容失败,还不足以产生活力
记者:这几天很多人在说创新生态系统。应当怎样去营造这个系统,政府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
孙建平:我们常说强政府,但反思一下,强政府真的强吗?政府强应该以企业更强、社会更强来反映的,这就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观念转变和制度改善,来调动社会尤其是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对上海来说,思想观念的转变,可能比其他制度的转变更为重要。
记者:对理想的创新生态而言,宽容失败是不是一个起点?
张民选:不宽容失败,会没有活力。但单单宽容失败,还不一定有活力。创新人员更需要激励,乃至把创新后的获益视作一种权利。我们可不可以明确一下,只要通过创新为社会创造财富,就应该给他相应的利益?他创造了1000万,能不能给他300万?
我们在创新成果利益分配上一直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大家谈起来好像羞答答的。要让创新者看到,创新后得到的利益,不是恩惠,是权利,这样会自觉地激发人们的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