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沪籍人口人户分离近四成

　　家住浦东的魏先生5年内经历了两次人户分离：第一次是5年前改善住房，一家人从老公房迁入商品房，第二次是结婚后他迁入新房，自始至终他的户口都在老公房里。在上海的户籍人口中，像魏先生这样人户分离的情况，今年已经达到515.87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36.1%。

　　数据显示，去年4月上海人户分离市民为490多万人，一年多来增加了25万人。在现有的515.87万人户分离人口中，在本区县内人户分离的有322.11万人，住在外区的有193.76万人。人口问题专家认为，上海人户分离情况将长期持续存在，政府需要摸清人口底数，据此合理配置资源，做好公共服务。

　　人户分离原因千差万别

　　市政协委员、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查波认为，人户分离原因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大致有两条：一是住房商品化、居住条件改善，人们有了挪腾的空间；二是经济发展不均致各区县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差异化，人们在合理范围内的趋利行为也是无可非议的。

　　比如，有的人搬出去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有的人是为了照顾父母长辈，有的人则是为了让子女就近入学。查波解释，因为各区之间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条件都有差别。人们可能搬到较远的地方改善住房条件，而把户籍留在资源较好的中心城区，方便将来孩子入学、老人就医；也有可能恰好相反，原先住在郊区的，为了子女教育，要择一处学区房迁入户口，人可能并不住在此地。一个明显的例子：静安区户籍人口约为24至25万，但实际居住的并没那么多。当然，也有人将房子租出去，在单位附近再租房，获取房租差价或节约交通成本，不过这毕竟是少数。

　　人户分离是双向的。查波说，中心城区一些人搬去郊区，郊区年轻一代会因读书、工作等原因搬进新城或中心城区，所以郊区的人户分离情况也不少。

　　难题集中表现在新城和大居

　　人户分离更集中表现在新城和大型居住社区。从黄浦动迁到浦江镇的陈阿姨也是人户分离大军中的一员。事实上，新居到手后，她就租给了外来人员，而自己入住的仅仅是个户口。从市中心跳槽到嘉定汽车城工作的马轶林，在每天钟摆流动还是人户分离中，无奈选择了后者。在新城和大居中，与他俩情况相似的不在少数。

　　农工党成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吴瑞君在一份社情民意中指出，大型保障房社区导入人口多元化、人户分离现象极为严重；而新城人口、产业、土地指标等之间统筹协调不足且配套政策缺位，进一步加剧产城分离和职居分离现象。

　　吴瑞君指出，以嘉定新城和松江新城为例，普遍存在人口统计和人口规划协调机制缺位的现象。社会事业资源设置常以人口大数来进行规划，人户分离影响新城相应社会事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导致通勤人口增加、人户分离进一步加剧的一大原因。

　　事务全市通办尚未解决

　　人户分离背后，折射出公共服务难题。记者在社区采访发现，在中心城区，人户分离的情况已纳入居民区管理和服务中。

　　在枫林街道东四小区，居民区书记高永琴说，去年以来，在居民区实有人口信息收集的基础上，已将人户分离人口纳入服务范围，比如***走访、慰问等。最近，他们还为人户分离的王林翠老人庆祝90岁生日。但事务办理则没那么容易解决，虽然截至9月底，全市已有100项民生服务事项明确可在居住地办理，但并非全部，低保等项目仍要去户籍地办理。

　　查波认为，解决人户分离现象，需从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来考量。如果郊区学校、医院与市区资源一样优质，人们就不会拼命往市区挤。现阶段，则需要摸清人口底数，按照属地化管理模式，让居民办事、出行更方便。

　　大体上讲，这不是严重问题。查波说，但需着眼一些重点区域，抓好实有人口管理服务。对于重点区域之一的大居，吴瑞君认为，强大的人口容量和复杂的人口结构，使传统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更大挑战，需要构筑政府主导、居民自治、社会参与的新型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模式，创新大居人口管理机制，加强对大居的人口信息网络化管理。

　　而在新城方面，吴瑞君则建议，细化人口统计指标管理，注重人口年龄和职业等结构状况统计，为匹配产业规划和人口状况提供基础性支持，实行柔性管理，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优先，促进产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