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
梁书记不能退休!在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小区,居民们呼声高涨。
今年58岁的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慧丽,已是第三年接受返聘。这些年,她为小区劳心劳力,感到特别劳累时也会感慨一句:真想退下来,回家休息。居民们听到这句话最紧张,因为小区里还有许多事尚未解决,大家都很需要梁书记。
基层干部的忙与累,社区居民的依赖与不舍,并不是莲花公寓的独特现象。许多基层干部感到,小区事务越来越纷繁复杂,他们像陀螺一样不停转,越转越快、越做越累。
如何理顺千头万绪,让能干的人不那么奔命,让更多社区干部有条件像梁慧丽那样发挥能量?这是上海基层社会治理中绕不过的一道坎。
能干背后,是谁的缺位
许多小区事务的解决,有赖于一个搞得定的居民区书记
小区一墙之隔的家具厂,每天深夜排放气味浓重的废气,居民打电话到职能部门投诉,一直没能解决。环保部门白天来检测,告知一切正常。居民们的怨气越积越深。最后,居民区书记挺身而出,带着居民找投资方谈判,一次次到政府职能部门奔走,家具厂终于搬走了。
另一个小区,100多棵青桐树枝繁叶茂,不仅影响底层住户的采光,每年夏天树叶还滴落桐油,让行人躲避不及。居委会向职能部门反映,但对方答复:大树到底是移栽、修剪还是砍掉?你们居民先统一意见,我们再来操作。居民区书记纳闷,这么专业的事情,职能部门不来社区向居民解释、征求意见,让我们居委会咋办?无奈,居民区书记自己张罗,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最终制定了移栽方案。
许多社区,都有一个能人,绞尽脑汁、到处奔走,解决一些职能部门不愿碰,或是相互推诿,而群众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对这样的情况,有基层干部直言不讳:为什么难事总要靠我们出马?
有时候,基层干部的强,恰恰折射出背后一些职能部门工作的漏洞。一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干部道出苦衷。事实上,小到发放节能灯具、组织居民旅游,大到劝导无证商贩、检查消防设施,大量原本不属于居委干部职权范围内的事,却因种种原因被居委干部无奈包揽。
一位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曾对解放日报记者诉苦:上级职能部门互相推诿,给我们基层解决问题带来很大不便。比如,小区周边有3个餐饮店,没有执照也没有卫生许可证,排出的油烟对着居民家门口。居民找到我这个书记,我去找工商所,答复是只管有证的、不管无证的,食药监说你找街道呀,我们没有权力赶他走,而街道表示我们只能给你开个协调会,把工商质监叫过来。结果是,餐饮店扰民现象依旧。
政府部门不作为,只能让社区干部多作为。一位基层干部说,很多时候,居委干部就是救火队员。
摆不脱的无限责任
我们首先是群众的头,然后才能做好政府的腿。一位居委干部说。而在现实中,大多数居委干部成了行政部门的派遣兵。先忙于应付上面派下来的工作,再挤出时间走家串户关心百姓,很累。
居委会的职责究竟是什么?依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职能包括政治整合、公共服务、民间调解、治安维护、政府协助、民意表达这六项。
而记者调查发现,基层干部的实际工作量至少有十大类百余项,包括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物业管理、民政帮困、纠纷调解、收款收费、人口普查等等,远多于法定职责;与居委会工作相关的职能部门超过40个,用基层干部的话来说,谁都可以给我们派任务。
造成居委会干部无限责任的局面,有历史原因。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徐中振说,计划经济年代延续而来的街道居委会体系,具有纵向的行政化体制特征。但社会发展至今,在居委会亟需恢复自治组织职能的背景下,成为行政命令的末端显然与社区建设初衷背道而驰。
行政重心下移、深入社区,目标是服务基层、服务居民,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减负,一切不符合群众利益的目标不要提出,一切不符合基层特点的任务不要布置。徐中振说。然而,目前的一系列机制设计,并不能让社区干部从行政压力中解脱出来。一位居委干部介绍,政府任何一个条口都能对居委会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居委会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却缺乏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这使社区干部只能处于应接不暇的状态之中,有意见都没办法申诉。
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制订决策,没有真正听取基层的意见,到头来也徒增社区干部负担。一名小巷***说,一些部门在起草文件时,往往是从部门利益出发,容易的事自己做,难的让别人做,没有把涉及利益主体的意见反映进去,基层操作难度就会很大。
给基层喂什么料
职能部门与社区干部,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不少基层干部表示,除了领受上面派下的任务,他们更需要上面的指导、协调和服务,需要上面围绕百姓需求明确社区干部的任务边界。职能部门该管的事管起来,这是不由分说的。曾在基层政府任职多年的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沈军表示,避免基层负担过重,政府首先需要杜绝不作为。在此基础上,上级政府也需要给居民区喂点料。
喂什么料?不只是钱,更重要的是平台、资源、信息。沈军说。闵行区近年在村居推行的社区服务站,将一些原属区或街镇的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至社区,居民对社区提出的各类服务需求,往往不出小区就可方便办妥。在沈军看来,此举除了方便居民外,更意味着社区干部有了为居民服务的直接载体,提供服务,恰恰是凝聚居民乃至发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前提。
这几年,令一些小巷***感到有底气的是,不少街道探索试点小项目惠民生实事工程。由每个居民区搜集居民迫切需要的小项目,上报街道后,由街道进行评估、挑选;立项后,街道将发放几千元、上万元的小额资金,专项解决这些细微需求。几年间,晾衣架安装、雨棚修复、车位再造等小事逐一做成,居委干部们在居民中的威望也随之提升。
这样的尝试,未必花掉政府多少资源,却可以令基层工作受益良多。曲阳社区党工委书记赵强说,政府应该想方设法让居委干部在居民中间做好人,而不是把问题矛盾都扔给他们,让他们做难人。
让职、权、物向基层倾斜,这在上海已逐渐形成共识。
进一步厘清居委干部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静安区尝试实行约请制。根据这项制度,只要是居民区自己解决不了、又关系到小区管理工作中制度性的事,居委会干部可以直接约请区、街道有关部门负责人前来协商、解决。不少过去习惯于接受任务下派的居委干部,如今开始感到有了话语权:社区能够调度资源,居委会作为自治组织,自然而然就能找回角色定位,从居民利益出发倒逼职能部门履行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