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流中的市民社会――来自上海老档案的辛亥记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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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4日发表
在辛亥时期的上海，剪辫的场景随处可见
上海市民自发印制的募饷传单
100年前的申城，革命洪流涌动。当多数目光聚焦精英阶层的革命领袖时，人们也好奇，这场轰轰烈烈的***，与当时社会中下层的市民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联？
聚焦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我们凭借的记录者有些特别，他们是当年身处公共租界的外国人工部局警务处警务人员。他们用钢笔和打字机，以第三方的视角记录着当时社会的点滴变迁。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上海市档案馆从馆藏中遴选出大批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工部局档案，编成 《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这份厚厚的珍档汇编，收集了1911年10月至1912年12月的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其中大部分是首次披露。
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该书的执行编委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员邢建榕和馆员张姚俊。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通过史料走进当时的市民社会，重拾那段近百年的往事。
快快剪辫
至于857号华捕，直到昨天才发现他在为革命军工作，而他的辫子也已看不见了。
工部局警务处总巡勃罗斯签名的《警务报告》里，第一次提到辫子，是在1911年11月7日。此后，关于辫子的记述源源不绝。垂在中国男人脑袋后的长辫子不见了，这成为当时上海市民社会最为显著的风景，亦成为后人记忆辛亥革命的生动符号。
其实，剪辫并非轻而易举。
据《警务报告》记述，并不是所有人都自觉自愿地剪去辫子。部分民众并不明晰剪辫的意义，一腔热情的革新派，有时不免操之过急。1911年12月29日下午3时半，一群敢死队员在制造局外的马路上剪过路人的辫子。他们是青帮通字辈刘福彪麾下的生力军，只要见到留着辫子的路人，就强行将其按住，喀嚓一剪子。敢死队员精神十足，路人却避之不及，以至引来巡警，甚至厮打。这一阶段，强制剪辫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有性急者甚至出言不逊：满清发辫外人讥为豚尾。大汉光复已经月余，一般下等社会仍复拖辫不去。岂甘为畜牲乎？抑甘为满奴乎？
与此同时，一些聪明的革命者开始散发传单。他们意识到，巧妙的宣传会比强硬进攻更有效。
1911年12月4日的《警务报告》里附夹一张传单，抬头上书一行大字：论今日之发辫宜捐助军需。传单作者、补救社成员刘辅民论发辫另辟蹊径，避开家国大义，却从细枝末节着手诉说垂辫的坏处：
日需打辫，消耗一；置香油、泡花水及辫线等类，消耗二；衣服易污，污则易坏，坏则必再缝，消耗三。
外人讥刺，目为豚尾，其辱一；为人追逐，容易被捕，其害二；夜眠缠身，如厕扫地，最高贵之头颅亦因是而拖泥带水焉，其苦三。
作者自信，只凭垂辫的三害三不便，人们怎能不推而远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当天，中法药房老板黄楚九也在游人如织的张园散发剪辫传单。巡警拣到了这份传单，附在第二天的《警务报告》里。这份题为快快剪辫浅说的白话文，更为直白犀利：哈哈！我们到了今朝，才能把这祖宗的怨仇报复回来了要晓得一个人，所以同禽兽两样的分别，第一就是没有尾巴。我们的尾巴实在是一椿大大的耻辱现在我子孙争气，应该趁这好机会，快快把辫子剪掉，我晓得我祖宗在地下也快活的。不仅如此，因为英、美、德、法都是非常强盛，我们见了，心里也就羡慕得极。但是精神上有学不到的若讲形式上是没有什么难学的。立志一剪，也就有一种新国民的式样了；至于别的好处，像省铜钱，省衣服，各种利益，我们同胞大家知道的，我也不说了。
【专家点评】
张姚俊：黄楚九不曾想到，这张传单到了工部局便衣巡捕的手里，还登上了租界的《警务报告》。若不是如此，恐怕黄楚九的这一义举就将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下。类似的事件当时层出不穷，它们使剪辫成了一场纷纷攘攘、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
全民捐饷
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革命军政府所面临的经济态势却不容乐观，财政拮据是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遭遇的首要难题。尽管沈缦云、朱葆三两位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先后执掌财政大权，使尽浑身解数为筹措经费奔走接洽，军政开支仍是捉襟见肘。
于是，一幕幕上海民众为缓解财政困难接济军饷的场景，在申城上演。
1911年11月22日下午，57名油豆饼业商人在南市萃秀堂开会。会议刚开始，主持大会的南市鸿大米行经理张乐君就开宗明义，这次会议目的就是讨论是否应继续缴纳油、豆捐税，帮助军政府克服财政困难。出人意料，商人们采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抉择：凡愿意纳税的，可在罐内投一颗白色骰子，不愿意的投黑色骰子。投票结果是42票赞成，15票反对。张乐君遂宣布油豆饼业将恢复缴税，他将和民政总长李平书会谈。
小学生也加入协饷的行列。当时，上海出现一个名叫小学生募捐协饷团的组织，在宣言里写：自武昌建义，薄海景从此诚我爱国男儿为国捐躯毁家纾难时也为托钵之求，伏愿诸公肯解囊以助。
关键时刻，上海市民虽不能竞相驰骋疆场，却都抱有毁家纾难的决心。解囊以助，成为广大市民支持革命的最好方式。
义演是当时最普遍的筹款类型，这类信息在《警务报告》中，不下20条。1911年11月29日晚，福州路上的一家戏院为革命军筹款举行义演。开演前，来自吴淞的一位军官向观众致词，当他讲到革命军迫切需要经费以支付军饷时，当即有人把100元掷到舞台上。那晚戏院座无虚席，除去开支外，共募得1800元，送往吴淞充作军用。
各种义卖也很频繁。甚至还有通过购买公益型***来支持革命。据《警务报告》记载，1912年初，沪军都督府发行一种大型***，***所筹集到的资金将用作军政府经费，头奖为2.5万元。
【专家点评】
邢建榕：民间筹募活动，唤起的是上海市民的爱国热忱。警务处档案所提及的市民捐款数额相加，总数大概2万元上下。虽然这项统计数据是不全面的，但这是人心向背的佐证。在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上海市民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始终站在革命大潮的前头，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激情集会
晚清时期，张园是上海最大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辛亥鼎革之际，这里成了集会、演说的天地。
对革命党人而言，集会是其传播观念、发动平民的最佳平台。据档案记载，1911年12月5日下午2时半至4时，革命党人在张园集会。这天的会上，共有11人发表演说，其中有2名女性；他们激励国民大力支持革命军向北京进军的打算，要求大家为军费捐款。
今人未必容易想象，当年演说者的激情到底恣意到何等地步。次日的工部局《警务报告》载，集会中，一个名叫朱勇（TsuYong）的演说者为表热忱，用小刀在手背上深深割了一刀，血流如注。记事者说：这把小刀看来是他有意带在身边作此用途的。此后，另一个名叫鲁汉（Lu Han）的演说者，也依样画葫芦地割破小指，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博得与会千人左右的响亮掌声响应演说者的号召，约得捐款计一千元。
1911年12月30日至1912年元旦，张园又为庆祝中华民国诞生举行游园会。节目有文明戏、滑稽、女声歌唱、日本舞蹈及魔术，每天吸引观者千人。除了每张1元的入场券被移作临时政府经费外，革命人士还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在张园大门口竖起一个张勋的模拟像，无论何人只要捐款1元，就有权打他一下耳光；捐献100元者就有资格将他一拳打翻在地；又有一位名叫梁心竹（Liang Sin Tsoo）的歌女愿以自己为抽彩的彩头，***每张5元，谁中签她就嫁给谁。《警务报告》记载，发起者估计这能为革命筹款10万元。
类似的集会活动，在当年上海的多个角落频频上演。它们凝聚炽热的革命激情。《警务报告》中对开会多有记载，为革命而开会者不仅有领袖意义上的革命党，甚至包括泥匠、僧侣。譬如1911年11月20日下午1点20分，沪杭路附近的湖北会馆开了一次敢死队会议，约150人到会，报名者约30人，其中10人是佛教僧人；同月25日，下午3点15分，城里的泥水木匠公所开会，到会的约80人，其中30人是营造商，其余都是木匠、泥水匠
层出不穷的集会，显然成为平民参与革命浪潮的直接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悼亡，总能成为民众自发集会的由头。1911年12月17日，西门文庙明伦堂举行革命阵亡烈士追悼会，与会者共约1000人，堂上鲜花盛饰，不止一人就牺牲者事迹作演讲。在当天警务报告所附的《沪军都督府紧要广告》中，人们可以读到追悼目的：以慰英烈之魂，而作国民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