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分析哥本哈根不是终点是中点

　　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

　　《公约》正式生效，它规定，各缔约方应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保护全球气候系统。

　　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２０％到２５％。

　　通过《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

　　中国政府签署《京都议定书》。

　　２０２０年比１９９０年减排20%到２５％。

　　美国布什政府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

　　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生效。

　　２０２０年排放量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２０％，并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目标提高到３０％。

　　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减少１７％。这一目标相当于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４％。

　　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哥本哈根召开。届时与会各国领导人将争取就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国际协议，以取代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第13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巴厘路线图”，为２０１２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谈判设定了议程。

　　２０２０年比１９９０年减排２５％。但前提条件是所有主要排放国参与减排，这个前提条件无法成立。

　　今天，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将拉开帷幕，这次的会议，不但到会的各国领导人最多，全世界也充满了期待。那么，哥本哈根将讨论哪些焦点议题？又将上演怎样的博弈？它能够成功续写《京都议定书》吗？

　　两大核心问题

　　《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到2012年的减排目标，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便是要为这个时间点以后的减排行动作出安排。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减排额度和资金，将是哥本哈根进程的核心问题。

　　一是要看各方能否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达成共识，促使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承担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

　　过去两周，虽然在限控温室气体排放的数字问题上，不少国家纷纷亮出了底牌，许多国家迈出的步伐比过去两年任何时候都要大，但发达国家承诺的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仍然相距甚远。在1990年的排放基础上，欧盟提出到2020年将减排20％，日本提出25％，奥巴马政府则是4%，但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的科学估计，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达到25％至40％时才能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另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巨大的小岛国甚至要求40%以上，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于宏源说：“按照协议，到2050年需要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计划，如果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计划不能作出表率，那么很难要求发展中国家作出让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没有作出强制的量化减排要求，因此一些发达国家近来提出抛开《京都议定书》，另外签署一份新协议的方案，借此将发展中国家拉入减排承诺中，特别是要求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作出类似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全球行动中国项目主任侯艳丽说：“目前提出的丹麦方面的草案，所谓‘双轨并单轨’的做法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制造了新的矛盾，如果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现实，那么会对本次会议带来不确定因素。”

　　二是各国需要就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问题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并通过有效的机制安排，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实现共识，促进全球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采取适当的适应和减缓行动。

　　但问题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自顾不暇，其是否愿意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事业？迄今为止，就援助发展中国家资金问题，发达国家尚未作出正式承诺，发展中国家如果得不到足够资金援助，将很难开展减排工作，此外，一个全球性的多边技术转让协议也一直未能出现。

　　三股力量博弈

　　表面来看，气候谈判谈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额度，但更深层次则涉及各国对经济发展空间的竞争，因此，它更是一场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正式签署，却花费了长达8年的时间才得以真正生效，已经足以表明这一点。

　　当前来看，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分成三股力量―――欧盟、伞形集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其谈判立场也各有考量。

　　欧盟希望自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头羊”，不但能在这场全球博弈中体现自身影响力，更能显现自身在节能技术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它一直积极推动减排，但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于区域内较大的发展愿望，其能否在减排以及资金方面作过多让步还需要观察。

　　美国和日本属于同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等非欧盟发达国家，因在世界地图上这些国家的连线形成伞形，因此被称为“伞形集团”。其宣示的减排底牌总体而言大同小异，基本都“夹带”主要排放国参与绝对减排的前提条件。其中，虽然奥巴马上任后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不过其同样拒绝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奥巴马政府之所以愿意积极参与减排，除了顺应潮流，也有借此机会为美国寻找经济新增长点的考虑，因此，注重实际的美国可能“口惠而实不至”，在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绝不会做出过多让步。侯艳丽还指出，由于美国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比较低，起不到带动发达国家积极减排的目的，目前尚未表态的发达国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会“被影响”，从而提出较低的减排目标。

　　发达国家希望通过气候谈判抢占低碳经济的先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阵营而言，排放权一定程度上则意味着发展权。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近来纷纷采取自主行动，比如，中国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这些承诺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积极负责和令人鼓舞的。另一方面，考虑到自身发展现实，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也已经达成重大一致，认为哥本哈根进程应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须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反对发达国家转嫁历史责任的企图，以捍卫自身正当的发展权益。

　　重在指出方向

　　该亮的牌差不多都亮了，那么哥本哈根能够带来一份完满的新协议吗?

　　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在各国的减排原则和减排目标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这个要求可能过高了。何况，在十几天的时间里要完全解决各国的利益诉求、分歧和矛盾也不现实。但也应当看到，经过“巴厘路线图”这两年来的谈判进展，各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共识正在增多，可以说，就算哥本哈根会议无法达成一份完满的协议，它指出的方向也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众多“重量级”领导人的出席也将是一大看点，重要的是各方能否凝聚起政治意愿，以为今后的继续谈判提供推动力。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哥本哈根不是一个谈判的终点，而是作为一个中间阶段，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后面的问题还要继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