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华三十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三十届文化讲坛实录
12月3日,由联合国驻华系统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第30届文化讲坛,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
嘉宾主持周瑛琦(凤凰卫视主持人):
欢迎出席今天文化讲坛的各位领导,各位联合国驻华机构代表,以及所有到会的媒体同行!感谢各位热情参与的听众朋友!我想借用大家的双手,给嘉宾们一个热情的、上海式的欢迎!(全场热烈鼓掌)
今天,我们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地方,来见证又一届历史性的文化讲坛―――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30届文化讲坛,主题是《联合国在华三十年》。
在2009年,我们遇到了许多值得庆祝的喜事,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美建交30年,等等。今天我们要共同讨论的30年,是联合国与中国互动互惠的30年。这个30年,恰好契合了文化讲坛的第30届。
首先,让我们有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致欢迎辞!(全场鼓掌)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
各位女士、先生,下午好!首先,我代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热烈欢迎马和励先生和其他几位联合国驻华机构代表以及几位联合国形象大使的光临。感谢你们以嘉宾的身份出席本届文化讲坛,并期待你们的精彩发言。
同时,我还要感谢周瑛琦女士专程从香港赶到上海,主持今天的文化讲坛。
我要感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先生,市人大副主任胡炜先生,宣传部副部长张止静女士的光临。
我谨代表主办方之一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讲一讲举办本届文化讲坛的初衷:
作为亲历者和传播者,我们深知,联合国在华三十年所经历的一切,既是中国的成果也是联合国工作的成果;既为世人所共见,也为中国的普通百姓所感受;既是和平、平等、公平、正义等联合国宪章意义的体现,也是改革发展中的中国人民意愿的表达。我们希望在历史性的回顾和总结之时,通过现代媒体的即时传播,这一体现人类重要进程的思想交流和文化思考,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认知和弘扬。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周瑛琦:非常感谢尹社长!在此我们也看到,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正在不遗余力地营造着一个影响力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氛围,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文化、国际社会的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接下来,欢迎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先生致辞!(全场鼓掌!)
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致辞:
各位嘉宾,下午好!
今天,联合国驻华机构的官员和联合国聘任的大使们共聚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30届文化讲坛,讲述“联合国在华三十年”。对此我表示由衷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全场鼓掌)
30年来,联合国驻华机构依托联合国的国际经验,以技术援助、政策对话、研究、能力建设和宣传等方式与中国合作,在帮助中国应对多方面的挑战、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中国也不断地努力在世界大家庭里进行正面的、生机勃勃的表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联合国在华三十年”的主题引领下,彼此的交流即将成为一种共识和共鸣。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共同的文化渴望与文化成果。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先后6次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文化讲坛,之前已经成功举办了29届,其中有5届涉及世界性的话题。今天的文化讲坛,将再次呈现出一种世界视野与文化的丰富性。
预祝文化讲坛圆满成功!谢谢!(全场鼓掌)
周瑛琦:非常感谢杨部长在百忙之中来到文化讲坛现场!
当然,今天的讲坛也请到了很多嘉宾,有从北京过来的,有从昆明过来的,还有从韩国过来的。这次嘉宾们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而来的聚会也告诉我们,联合国的工作正是如此,大家有着不同的肤色,拥有不同的国籍,拿着不同的护照,一起在联合国这个大家庭里工作,这就是联合国的一大特色。
对我们来说,联合国可能很遥远、很神秘。提到联合国,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可能会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先生,可能会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和大厦前飘扬的各国国旗,而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是联合国背后的故事,是过去30年联合国在中国的故事。
首先要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是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大使,请他为我们致辞!(全场鼓掌)
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
尊敬的杨振武部长,尊敬的胡炜副主任,尊敬的尹明华先生,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出席今天的文化讲坛!今天我代表联合国驻华系统来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30届文化讲坛,在此,我要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把我们聚集到一起,向大家介
绍联合国的工作,分享我们的经历。
今年是联合国系统进入中国30周年。30年前,当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莫尔斯先生首次来到中国时,他曾会晤了邓小平先生,而后在中国建立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及儿童基金会的驻华机构。有一张老照片记录了他们会晤那一历史性的时刻。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一项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而联合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始终非常关注如何与联合国建立起紧密的关系,进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就在不久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女士和******进行了会晤,并且与温***达成了协议,中国将继续与联合国合作,尤其是要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地区国家在内的各国共同发展。
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中国,因为我们看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互补并且方向一致的。现在,双方的讨论已经进入了如何操作才能做得更好这一层面上,因为我们的目标实在是太一致了。我们可以发展许多共同的项目,我们提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共同去寻找操作的方法。这里我想提一句,在诸多合作中我发现,上海真的太棒了,因为上海在创新领域一直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我还想谈一下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在中国和联合国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关键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要促进人的发展。以人为本,这是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的,要缩小人民收入的差距,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等等,这也是联合国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经济与环境应该得到协调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就是文化,就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可以支撑发展,特别是支撑中国这样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大国的发展。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文化讲坛,讨论如何使文化和发展契合在一起,同时又兼顾到对环境的保护。
下周,我们要前往哥本哈根,全世界将在那里尝试达成协议,一起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出席哥本哈根会议。很荣幸,前几天听到了中国政府宣布的大目标,至2020年,要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到比2005年低40%到45%,这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令人振奋。
在今天的文化讲坛上,联合国的几位合作伙伴、亲善大使会与我们在座的联合国驻华机构代表一起,与大家进行交流,我们将一同告诉大家,联合国在做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以及我们还要做哪些事情。
最后我想说,联合国要为世界人民服务,因为《联合国宪章》序言的开头就是这样说的―――“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谢谢各位!(全场鼓掌)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祝贺“联合国在华三十年”
今年是联合国与中国建立发展伙伴关系的30周年。从1979年联合国在中国设立第一个国别办公室以来,我们在中国的机构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今天,22个联合国机构、基金、计划署及办事处在中国设立了办公室,有员工700多人。我们与中国建立了牢固和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中国人民应为其取得的巨大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在脱贫方面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中国已实现了部分千年发展目标,并正在实现更多的千年发展目标。我很高兴,联合国系统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伙伴。
当然,发展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挑战。要实现中国建立和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许多不平衡的方面需要解决。在此过程中,联合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我们将继续努力,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一致和有效,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适应中国的需要和发展目标。
世界正面临多种危机,需要多边主义的振兴。为此,需要汇集国际社会的资源和智慧。我们应比以往更加团结,不仅在目标上,而且在行动上。同时,我们需要像中国和你们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来奉献大家的创造力和意志。
再次祝贺联合国系统常驻中国30周年。我祝愿中国取得更多成就。我也期待与你们一起,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第三十届文化讲坛实录(互动篇)
主持人周瑛琦:非常感谢马和励大使的致辞。因为今天文化讲坛的主题很丰富,嘉宾也很有分量,所以将分为两个环节进行。首先我们邀请参加第一环节互动讨论的嘉宾到台上就座,再次欢迎马和励大使,欢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华代表塞奇托莱科女士,联合国合作伙伴、北京团市委副书记邓亚萍女士,掌声欢迎各位上台!(全场鼓掌)
在这个环节里,嘉宾们将共同讨论的话题是:联合国同中国的关系,以及这样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中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同时又从中国带出去什么。
联合国努力推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当然,主角一直是中国人民,我们一直是唱配角的
周瑛琦:大家都知道,联合国是在60多年前成立的。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低谷,在这个时候,一些国家的首脑构思成立联合国。这个崇高的理想不只是一个理想而已,而是付诸于实际的、有效的行动。刚刚马和励大使提到了1979年的那张非常有意义的照片,那是当时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邓小平的合影,照片上两个人对视着,很像我们身后背景板上的这两只杯子,中国看着联合国,联合国看着中国,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有默契,越看越有行动力,去改造中国乃至世界。首先就请马和励先生跟我们聊聊。
马和励: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中国同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联系,是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作的决定,就是要开放中国。1979年联合国驻华机构开始工作,第一个进入中国的机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一个项目是粮农组织的一个项目,好像是牲畜在内蒙古的养殖。联合国努力推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帮助中国应用新的技术,积累新的经验,当然,主角一直是中国人民,我们一直是唱配角的。
不管你们做什么,联合国总是有机构参与的。比如,你们坐飞机,就会发现联合国有个机构在处理应该怎样尊重航空旅客的基本权利的事务;谈到干净的饮用水和空气,联合国也有处理环境问题的专门机构;谈到社会的发展,文化也好,或者说气候变化也好,以及食品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也好,联合国都有相关机构来处理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的时候,大家都怀有这样一种愿望,那就是和平与发展应该是并驾齐驱的,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同样,有了好的发展才能有持久的和平。安全、人权和发展也是联合国工作的三个支柱。
对于联合国,在不同的时期我们也听到有不同的批评声音。有人说联合国做得不够,做得不好,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都应该让联合国做得更好,因为联合国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我们一定要努力让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像这样的文化讲坛很重要,让我们有机会进行更好的沟通。(全场鼓掌)
我邀请你们去参观联合国在北京的办事处。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会更行之有效
周瑛琦:刚才马和励大使提到联合国在中国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塞奇托莱科女士所代表的粮食及农业组织负责的。联合国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出现,但是或许还有很多朋友会问,联合国是一个国家吗?其实,联合国驻各国的机构与其所在的国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结合,对于这方面,请马大使形象地和我们谈一下,比如我们知道联合国驻华系统的总部是在北京,北京也有一座联合国大楼,跟大家印象中的纽约联合国大楼有所不同。
马和励:首先邀请你们到北京联合国大楼做客。联合国有22个机构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一共有700多人在22个机构里面工作。我们有一个大楼,叫大楼,但实际上只有4层,我的一部分同事在其中工作。我的任务是协调联合国不同部门的团队在这里开展工作。大家都在努力规划自己的工作,同时又彼此协作,任何问题,不管是健康、教育、农业,有几个机构能够作贡献的,就会协调一起去做,我们这样的协调就是要让不同的机构一同发挥作用。
举个例子,比如说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太复杂了,影响到农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影响到城市的设计,所有这些都是相关的。明年上海要办世博会,你们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就和环境息息相关。如何去降低碳排放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去宣传,需要我们做得更好。
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是去美国旅行的人们第三大感兴趣的地方,大家都想去看看,我也邀请你们去参观我们在北京的办事处。你们可以来问我们,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工作,相信我们的工作会更行之有效。
几年前,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想看看中国人对于联合国的了解程度有多深。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联合国的印象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个是维和部队的帽徽,还有一个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而人们对我们所做的很多发展方面的工作似乎不太了解,但实际上这些工作占了我们整体工作的90%。我们已经工作了30年来帮助和推动中国发展,但很遗憾,很多人还不了解我们的这个职能。(全场鼓掌)
了解中国,帮助中国,然后告诉世界中国是怎么做的
周瑛琦:联合国工作人员不仅在中国工作,他们回到总部汇报工作时,许多外国朋友也会纷纷问他们有关中国的问题。其实,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比我们想像的少很多。联合国驻华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好比是中国的使者,让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观念由模糊转为清晰。这个问题很适合塞奇托莱科女士谈谈。她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中国的农业,她了解得很深。这次她是从昆明赶过来的,她去的不是昆明市区,而是距离市区4小时车程的哈尼族山区。昨天晚上她很兴奋地告诉我,在那里她还和村民们一起在世界上最长的桌子上吃了晚宴,边吃边跳。塞奇托莱科女士,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在云南的经历和遇到的问题?
塞奇托莱科:首先我要谈一下在中国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些问题。人们问我,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中国干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呢?在中国待了6个月以后,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回答了。正如刚才马和励大使说的,联合国是同中国的各个部委一起合作,比如说粮农组织就是同中国的农业部合作。我发现和对等的机构直接合作是很有效的,要不然在这么大的中国工作,我们会完全迷失方向。
我们一半的时间是用来帮助促进“南南合作”,也就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了解中国,帮助中国,然后告诉世界中国是怎么做的。参加今天这样的文化讲坛,我们不仅仅是来发言的,也想听听你们是怎么说的,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有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相关性的。第一个是西方世界想了解中国什么。有人问我,你在中国习惯吗?我在中国并不感到生疏,就像在家里一样,我很习惯。
第二个问题是,去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有些政府因此出问题了,每个国家都很担心。有人问,中国为什么不惊慌,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难道不担心粮食涨价吗?我认为中国对粮食价格管理得不错,政府并没有去控制价格,因为中国那么大。我在中国访问了很多农村,我到云南哈尼族地区了解普洱茶卖多少钱一斤,村庄里卖多少钱,在昆明卖多少钱,到了上海又卖多少钱。我知道中国太大了,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政府想要完全控制价格是不可能的。
总之,我的工作就是了解中国,促进“南南合作”,并把中国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全场鼓掌)
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袁隆平是一位英雄
周瑛琦: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中国的工作就是了解中国,并把中国的信息传递给世界。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很多人都好奇中国怎么办。中国没问题,那时候四川的米还降价了,中国可以绰绰有余地养活自己。
下面来看看环境问题,我们刚才谈到农业,这与环境紧密相连。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塞奇托莱科女士,您去乡间田野调查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观点可以和我们分享?
塞奇托莱科:我们到中国的乡间田野去时,了解到很多不同的情况。事实上,中国超过25个省份我都亲自去过。中国的农业有它自己的特色,如果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种植水稻的话,每公顷产量可能只有800公斤,但是在中国却能达到8000公斤,同时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种出的稻米穗长度能达到一英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知道,袁隆平先生研究出来的超级杂交水稻产量非常惊人,他还在继续研发产量更高的杂交水稻新品种,我觉得,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他是一位英雄。(全场鼓掌)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可以赖以生存,这个地球已经到了每个人必须为它做一点事情的地步了
周瑛琦:让我们给中国的骄傲―――袁隆平先生以热烈的掌声!(全场鼓掌)在人口快速增长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每年饥饿人口的数字不断攀升,而中国已经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邓亚萍女士是中国环境大使,但更多人认识她还是通过她在体育方面的成就。她和联合国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在此,我想用“花木兰”来介绍她,因为她的背后也有一支庞大的队伍,那就是200多万的奥运志愿者“军队”。邓亚萍现在正在与联合国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请您谈谈与联合国的关系,以及“中国环境大使”这一身份对您意味着什么?
邓亚萍: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海参加文化讲坛,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欣赏每次讲坛的主题。
大家知道,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关系,奥运志愿者给世界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志愿者军团中不仅有中青年,还有老年人和小朋友们。在参与志愿者活动的过程中,绿色环保是我们的主要项目。
奥运福娃中有一个福娃叫“妮妮”,妮妮的原型是燕子,燕子在中国是非常传统而且吉祥的象征。在北京,有一种燕子叫雨燕,雨燕的窝原本都是搭在四合院的屋檐下,但是因为北京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拆旧房,盖新楼,燕子就渐渐没有地方可去了,以至于北京的雨燕数量急剧减少。有一个北京男孩,他才十几岁,知道这个消息后就率先呼吁,让媒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原来北京雨燕数量最少时,只剩下3000只左右。通过一些环保活动和监督,到现在,北京雨燕的数量又迅速回升。这其中媒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就跟今天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举办文化讲坛,呼吁社会关注文化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甚至在奥林匹克公园里面给这些雨燕搭建了专门的鸟窝,不是“鸟巢”,是“鸟窝”。(全场笑)
类似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做了很多,包括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绿色环保知识的教育,让他们更多地参与绿色环保。
再过几天就要召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做一些事情,为我们唯一的地球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可以赖以生存,这个地球已经到了每个人必须为它做一点事情的地步了。
我们的环境保护问题仍然非常严峻,我作为中国的环境形象大使,可以说是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积极宣传,积极地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做办公室的环保工作。办公室的绿色环保工作其实是随手可做的,比如双面打印,比如剪裁一些小的纸片作为便笺纸,只耽误你一点点时间,就可以省掉很多树木,减少很多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想,大的工业上的节能减排可能我们很难直接参与,但绿色环保其实还有很多细小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都可以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去积累。(全场鼓掌)
在构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文化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扮演的角色
周瑛琦:可以说,联合国是一个超前理念的载体,它不断提出各种想法和理念,让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及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马大使能否跟我们进一步聊一下联合国与各方面的合作关系?
马和励:我首先来谈一谈环境问题。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我们推动了一些项目的进展,其中有一个是以媒体为推动的倡导绿色环境保护的项目,我们是通过形象大使来宣传清洁能源和清洁空气这样一些概念的。如果中国的普通民众能够了解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们就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北京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上海即将举办世博会,这也是我们很好的工作方向。比如,还有一个项目是与周迅女士合作的,她是联合国中国亲善大使之一。这个项目鼓励大家改变出门吃饭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习惯,因为一次性筷子的使用会消耗大量木材,对环境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大约半年前,我们的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发出了一项全球契约的倡议。他的目标是保护环境、解决劳工问题等等。这样的一项动议对我们工作的开展是有好处的,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也是有利的。几年前,在日内瓦召开了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有90家企业参与了这个峰会,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企业。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我们所要达成的方案不仅仅是针对政府的,同时也是针对行业和企业的。(全场鼓掌)
塞奇托莱科:我们所关注的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如何能够发挥出自己角色的作用。我去了云南,看到的景象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当地的哈尼族人居住在山区中,他们已经了解到哪座山是适合种植的,哪座山是应该保护的,不应该进行种植开发。我们希望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这些资源,而不是去耗尽我们的资源。当地的哈尼族人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体系,这样一种环境意识已经植入到他们的文化中,我们也应当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事实上,在构建这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扮演的角色。(全场鼓掌)
周瑛琦:塞奇托莱科女士是昨天早上直接从云南山区的哈尼族聚居地动身赶到上海来的,她亲眼看到了哈尼族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共存状态。哈尼族人知道山上的水是宝贵的,再大的水泵也无法将水带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所以哈尼族人非常爱护自己生活的山山水水。
非常感谢塞奇托莱科女士与我们分享她的感受。其实大自然对我们是很慷慨的,哈尼族人这样热爱自己的家园,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不是也应该尊重大自然?只要我们向大自然索取得不要过多,大自然还是会厚待我们的。(全场鼓掌)
周瑛琦: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有请参加第二环节讨论的嘉宾上台就座。
首先有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辛格先生,掌声欢迎!(全场鼓掌)再请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非常优秀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女士,她把中国的艺术、和谐的文化以舞蹈的方式形象地带到了全世界。据我所知,明年1月,“千手观音”还要到印度的两个城市去演出,她们是我们的骄傲!(全场鼓掌)接下来有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著名歌手朱哲琴女士,她把我们的少数民族音乐带到了全世界,让人们爱上了一个全新面貌的中国音乐。(全场鼓掌)
还要有请联合国合作伙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先生;同时欢迎联合国合作伙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王山先生。欢迎各位嘉宾!(全场鼓掌)
今天的机会非常难得,因为辛格先生的日程安排很紧张,今天活动结束之后他马上要赶到福建武夷山进行考察。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机构里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机构之一,但是就像刚才马和励先生讲的,我们对联合国工作的了解可能只有10%,借此机会,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工作情况。请辛格先生先为我们作一个开场,掌声欢迎!(全场鼓掌)
我们太喜欢用GDP来衡量一切了,而事实上,我们必须经常从非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发明创造和国家特性
辛格:谢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邀请我参加文化讲坛,能够来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上海。
我想和大家一同探讨,在今天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对我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要了解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我想讲四点。
首先,要承认世界上存在不少独特的文化,说它们独特是因为它们具有民族特性。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以及创造方式。今天有不少艺术家以及工艺美术方面的专家在场,我们谈多样性其实就是在谈区别,就是人们在做各种事情时有什么不同。
其次,文化是人的生活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把文化作为一个发展的源泉,它不仅仅是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而且它很丰富,还是一种有活力的传统。从教科文组织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文化都有价值内涵,我们要尊重它们,不能妄加评判,不能说这个好,那个坏。每一种文化都是经历数百年上千年的演变发展而来的,能延续到今天,就说明了它的价值所在。我们太喜欢用GDP来衡量一切了,而事实上,我们必须经常从非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发明创造和国家特性。比如说,非洲文化资源很丰富,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很多人却只看到它很穷,因为它在经济上相对比较落后。其实他们的文化,比如歌、舞、诗歌等都是很丰富的。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关注文化的想法。
第三,对于文化多样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不仅仅是一件好事,而且它对于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能通过很多途径互相接触,互相交流,通过旅行和其他手段互相了解。在促进世界人民彼此了解上,教科文组织率先做了很多事情。在2001年,我们的会员国,包括中国在内,共同签署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它的意义是把文化的多样性提升到人类共同财产的高度来看。对人类而言,文化多样性就像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重要。
最后一点,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方式的选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印度的领导人甘地曾说过,“对于每个人的需求,我们的世界是可以满足的,但是对于每个人的贪婪,世界是无法满足的。”今天我们谈到了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生态的不平衡问题,这都表明实际上发展是有很大代价的,我们必须实施正确的战略,整体地去发展,而不能忽视我们的文化遗产。比如,我们的传统是要我们吃得慢一点,但我们现在吃得最多的却是汉堡包那样的快餐,我们吃得太快了。
在中国,联合国的很多机构正在共同致力于促进文化和发展的协作关系,希望各民族能把教育、健康、生活方式和就业等各个领域融入发展的进程。
我们觉得,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就不太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能够包容文化的多样性,那么可能在开始阶段,发展得会慢一点、痛苦一点,但是从长远来看,结果一定会更好。发展不仅仅是要为我们这一代人好,也要为子孙后代好,它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给后人留下诸多问题的发展。(全场鼓掌)
我们期许的中国腾飞,不仅仅是经济的腾飞,而应该是经济、文化、科学,甚至是中国精神的腾飞
周瑛琦:谢谢辛格先生,讲得非常好,让我们意犹未尽。他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数字化地用GDP衡量一切,不能忘记文化始终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像辛格先生刚刚说到的,中国的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化方面,中国与联合国又在共同做些什么?接下来的几位嘉宾将给我们解答。朱哲琴接受了一美元年薪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一职,先请她来给大家讲讲。
朱哲琴:让我说话我就紧张,不如唱歌好了。(全场笑,鼓掌)我今天坐在这里,其实一直在想我要说些什么。我想到在我小的时候,第一次跨出家门,沿着喜马拉雅山去寻找那些独特的声音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迈出这样的脚步,然后就制作了一张关于西藏文化的引起人们注意的唱片―――《阿姐鼓》。之后,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旅行,我突然间明白,原来我是生长在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从小就在那儿,我周围的土壤里潜在的东西都在那儿。我们离这些地方那么近,甚至是咫尺之隔,但是我们却对这些文化非常地不了解。
当我小时候在少年宫学习声乐时,接受的是美声唱法训练,中国绝大多数音乐学院里的声乐教学用的都是美声唱法。但是美声唱法从哪里来?它是从意大利的拿波里小岛来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个小岛怎么能够创造出那么美妙的音乐,创造出那么一种唱法影响了全世界。在我少年时,我听的是摇滚乐。摇滚乐是黑人在种棉花时的劳动音乐,它完全是一种民族的、民间的东西,可后来却发展成影响全世界的艺术形式,使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得以进行沟通,有了这种沟通,大家彼此就有了进一步相互了解的机会和融合的契机。
几年前,季羡林先生曾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不应该把我们的国学仅仅局限在汉学的范畴中,国学应该包含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不同文化,我们原来认可的“国学”太小了。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现在我们都在期许中国的腾飞,我们期许的这种腾飞不仅仅是经济的腾飞,而应该是经济、文化、科学,甚至是中国精神的腾飞。而这种中国精神里面,我觉得就包含了文化的东西,就是包容,就是多样性。
身为这个时代的一个艺术人,我原来的创作是非常个人的。因为自己喜欢,就去追寻这种声音,然后创造这样的艺术作品和大家分享。一直到今年,我有机会进入联合国这个大家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这个平台不是我个人的平台,它是一个连接不同人的平台,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是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命,之后,我们发起了一个行动项目叫“Show the World”,就是“世界看见”。这是一个关于保护和发展文化的项目,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这项工作,帮助这些地区的人们激活他们的文化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带动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项目中,我们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传承,对这些传统文化要保护和发展并行。
我想呼吁在座的各位一同支持对文化的保护。因为保护民族文化和文化多样性不像环保、抗震救灾这些任务看起来那样紧迫,但是在我的旅程中,的确看到一些文化已经逐渐消亡了,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参与到对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来。谢谢!(全场鼓掌)
辛格:中国有许多民歌,大约在一千种左右。有些民歌的历史非常悠久,这些非物质文化和我们实物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与此同时,媒体也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像年代非常久远的一些报纸等等,它们都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的文化和市场的文化。(全场鼓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残疾人朋友好的政策的同时,搭建平台,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学习技艺
周瑛琦:邰丽华也让我们看到,文化艺术的表达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还能成为精神上的寄托。在2001年,邰丽华因带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全球60多个国家的精彩演出,而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和平艺术家”的头衔。这个头衔很有分量,请她给大家讲讲!
邰丽华(手语):请允许我讲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今天当我一走进这个会场,看到这个蓝色的背景板,就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对联合国的印象。用视觉的语言来说就是,有一幅画,那幅画中画了一个地球,地球上不同肤色的小朋友手拉手环成一圈,这就给了我关于联合国的第一个印象。我在美国参加一个文化节时,看见一幢非常普通的建筑物,楼前有很多绿色植物,外面挂了很多国旗,身旁的老师告诉我,那就是联合国总部的大楼。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正是今天。今年残疾人日的主题是“让千年计划更具有包容性”,以此增强世界各地残疾人的力量。说到力量,我在想,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通过,让很多残疾人能够发挥更多的才华,包括在教育、就业、城市建设等方面,都为残疾人朋友提供了很多硬件、软件设施和便利。
有人说,同情弱者、救助贫者是人类共同的天性。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说,有时这句话是对的,但有时从另一个观点来说,我想借用老子的一句古训,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残疾人朋友好的政策、好的保障、好的法律,给他们优惠条件的同时搭建平台,让残疾人朋友在这个平台上学习技艺,共享和健全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就像我自己,除了听觉有障碍,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在文艺方面我可以和跟我一样的朋友们一起去发挥特长,发展残疾人的特殊艺术。文艺也是人类文化精神的一种动力、一种能量。
全世界有十分之一的人是残疾人,有6.5亿的残疾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我很庆幸,我跟我的伙伴们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去世界各国进行演出,用特殊的艺术感染世界人民,通过我们的演出让他们有力量更好地生活下去。这就是我的一点点感受。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我们不知道的文化遗产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我们丢失的和濒临消亡的文化遗产比我们抢救下来的要多得多
周瑛琦:我们从每一位嘉宾身上都可以学到东西。为什么我们需要多元社会?一个森林里如果只有一种鸟,你说这个森林会健康吗?所以一定要多元,要有多种“鸟”。抢救“鸟”的行动,其实是转变价值观。这方面,请联合国合作伙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先生来谈一谈。
向云驹:我们这个协会1950年就成立了,我们一直致力于抢救和保护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就是口头遗产。我们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长城、故宫,我们还有很多静态以外的、活态的、到现在还在承袭的遗产,这部分遗产就是民间文化遗产,它是我们中华文化遗产的另外一部分。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保护这部分遗产。
西方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是没有史诗,没有神话的。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我们的神话在民间,在老百姓当中,盘古啊、女娲啊,有一系列。仅盘古庙就有几十座,女娲庙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一个中国人假如不知道盘古,不知道女娲,是不可想像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老百姓都知道,只是我们的典籍里没有记载而已。还有我们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过去他们没有历史和文化史,我们把文化遗产活态地抢救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就相当于重新书写了他们的文化史,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和文化多样性是非常有意义的。
刚才几位嘉宾也谈到,我们不知道的文化遗产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这是一个概念;再一个就是,我们丢失的和濒临消亡的文化遗产比我们抢救下来的也要多得多。面对这样两个巨大的困难,加大保护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行动。所以我们跟教科文组织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主要是一个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民歌的保护行动。
在这个行动中,我们走了5个省区,包括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另外有30多个村寨,一直到最基层。我们记录了几千分钟的录音和录像、几万字的民歌歌词。另外,我们采用了先进的理念。因为我们记录下来以后还要能够传播给老百姓,要能够作为全世界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所以我们综合运用了文字、录音、录像、摄影这一系列手段,此外还运用了国际音标、汉语、少数民族语、英语等,另外我们还有翻译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民间文艺学家等组成的一支多学科的庞大学术队伍。以这样一种先进的理念记录下来的东西,最后得到了联合国很高的评价,并且在国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我们就推广了这种技术和理念,在中国其他一些遗产抢救中,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积极推动这个概念的传播和普及。短短几年过去,现在,几乎全社会都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概念,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个文化现象,也是教科文组织的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对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现状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在这个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来的全球智慧和全球经验,也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经验,用全球的眼光和世界级的文化品牌来关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遗产,使它们获得全新的生命。(全场鼓掌)
只有通过国际组织、各行各业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才能使人类的手工技艺不断向前发展
周瑛琦:文化抢救工作者就要有这样的魄力、这样的紧迫感!非常感谢!据我所知,向先生他们的工作很不易,有时候仅仅晚到一步,约好要收集素材的老太太就在约定见面的前一天过世了,去世前还一直念叨,他们怎么还不来……接下来请联合国合作伙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王山先生说两句。
(互动讨论结束后,嘉宾与现场听众对话交流)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不仅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而且也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
解放日报国际部记者洪俊杰:我想请教马大使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了哥本哈根会议,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也就是到2020年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到45%,对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减排目标,您是怎样评价的?谢谢。
马和励:目前,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但是从人均GDP的角度看,美国的排放量要比中国高得多。中国减排的态度很积极,同意减少单位GDP的排放量。整个世界都要去寻找在总量上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而仅仅一个国家做出努力是不够的,所有的国家,富有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必须聚集到一起。哥本哈根会议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全球目标,同时也是要制定一种原则,就是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分工,让各个国家承担起不同的减排责任,比如说发达国家就有义务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发现,中国的气候变化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对气候变化再不采取措施,那么中国的农业产量在今后的20年中可能会下降30%。再比如说长江流域的干旱问题,这些都会对中国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措施。很多人都听说了,北冰洋的冰山正在快速消融,同时一些高地上的雪层厚度也消减得非常快,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让所有的相关方聚集在一起,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全场鼓掌)
塞奇托莱科:农民已经感觉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今年,既有水灾又有旱灾,非洲好几个国家的人民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待下去,因为那里已经无法让人生活了,环境变得太厉害了。当地人说不出大道理,但是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生存受到的威胁。
中国面积大,人口多,有那么多人要吃饭,而且世界上很多地方又依赖于中国,所以中国不仅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而且也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出的很多作物会出口到国外,去供应其他国家人口吃饭。(全场鼓掌)
中国在改变,我们也要改变,我们憧憬着联合国在华的下一个30年
周瑛琦:是的,如果中国不能保持一定的农业产量,不只是我们自己会受到影响,而且其他很多国家也会受到影响,这一点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30年前,联合国与中国还未建立联系,3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改变了多少?我们也很希望听到来自外国朋友的一些观点,你们是怎么看待中国的?联合国在中国的工作怎样区别于联合国在其他国家的工作?
马和励:我觉得中国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是领导人的领导有方。联合国给过中国一些帮助,提供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但我们起到的还是一个辅助作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在这里是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付出主要努力的是中国自己,我们有责任把中国的经验传播出去。
刚才你问我,想知道我们如何比较联合国在中国的工作和在其他国家的工作,我们倒更想了解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联合国在中国的工作的。当你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来了,跟你们合作,提供帮助。最开始,我们的资源不多,没有更多能力,我们只是起了一些桥梁作用。但是更重要的第二个阶段是在15年前开始的,那时我们组织成立了一个中国与非洲关联的企业理事会,因为我们发现中国发展得那么快,已经迅速走向世界了。以前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量只有10亿、20亿美元,去年则突破了1000亿美元。
中国在改变,我们也要改变,我们憧憬着联合国在华的下一个30年。今后的30年,我们知道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会继续遇到一些挑战。同时,中国在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时候,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主席在上世纪50年代就说过,中国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中国比以前更有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联合国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全场鼓掌)
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总的情况不是太坏,当然也不算好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部常征:请问塞奇托莱科女士,目前全球遭遇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口已经多达10亿,前不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先生以绝食一天的方式来呼吁人们关注饥饿人群,您能不能谈一谈目前全球粮食安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联合国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有什么新的措施和建议?谢谢。
塞奇托莱科: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总的情况不是太坏,当然也不算好,去年是很不好。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农业是大多数联合国会议的主题,我们愿意花钱去扩大农业生产。但到了2000年以后,对农业的融资减少了,结果粮食储备也减少了。联合国已经告知世界各国,现在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从2000年到2007年粮食储量都没有增加。到了2008年就很麻烦,当时在一些出现粮食危机的国家,政府被推翻,因为食品涨价很厉害,正好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所以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就造成了世界有10亿人口挨饿和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很想了解,到底中国做了什么事情能让5亿人口摆脱贫困。现在世界上有10亿挨饿的人,由于中国大大减少了饥饿人口,所以中国的情况要比世界很多地方的情况好得多。
第二个问题,说到粮食安全,可以说这涉及到的是一个粮食保障问题,还有一个是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粮食产量保障了人人都有得吃,但现在不仅仅是保障问题,还要保证食品安全,不能让人吃了以后生病。对联合国来说,我们也在与中国合作,确保中国的食品是安全的。我们还在处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现在遇到甲型H1N1流感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确保人们可以继续安全地食用肉类。(全场鼓掌)
如果中国过去没有做得那么好的话,那么现在世界的减贫目标就不会有一点进步
马和励:我来补充一下,刚刚的问题提到怎样解决全球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的诸多目标中,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为标准),大家要意识到,如果中国过去没有做得那么好的话,那么现在世界的减贫目标和以前是一样的,仍然没有一点进步。在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在减少贫穷、减少饥饿人口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现在还剩下6年的时间。联合国向全世界各国政府、社会、企业去宣传,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我们必须要学习最好的做法,我们必须要找到新的方法,重新在农业上进行投资,增加农业产品的产量,我们需要重新振兴农业去摆脱贫困,这个问题当然并不容易解决,但是我们必须去做。(全场鼓掌)
塞奇托莱科:去年爆发粮食危机以来,我们举办了两次世界粮食安全高峰会议。去年在意大利召开的高峰会议上,一些国家和有关机构承诺投入65亿美元缓解世界粮食危机。今年11月中旬,又在罗马召开了一次高峰会议,要搭建一个应对粮食危机的框架,然后号召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去寻找新的方法来生产更多的粮食,从而减少贫穷。(全场鼓掌)
周瑛琦:很多人对中国的脱贫计划很感兴趣。联合国在2000年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如果把中国脱贫的这部分数字抽掉的话,在过去的这些年份中,千年发展目标的成绩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进步的。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让这么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因此全球脱贫的目标在2015年才有可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在这方面国际社会非常需要中国的经验。塞奇托莱科女士告诉我,非洲出现战争导致农产量降低,本来一部分人脱贫了,但是战争之后又跌了回去,没有办法保持脱贫的水平,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创造了不少奇迹。(全场鼓掌)
对中国了解得越多,就越会感到对中国知道得很少
新闻晚报记者杨美萍:马和励先生,刚刚您也提到,联合国在华系统已经有30年的历史,但是很多人对它还不是很了解,能不能请您进一步给我们介绍一下联合国在华是怎么工作的?刚刚塞奇托莱科女士说了她的工作经历,她会千里迢迢跑到云南去拜访哈尼族人民,我觉得非常有趣,您是否能多举一些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联合国和中国的关系有些什么变化?联合国和中国未来的关系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马和励:最好的沟通办法就是讲故事,(全场笑)塞奇托莱科女士沟通的办法就是讲故事给你们听,很有效。我也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我住在我们北京办公室的楼上,我的一个任务是协助安排访问中国的联合国官员到中国各地区进行考察,联合国在中国各个省份都有项目,在省以下都有项目。中国太大了,跑到一个小地方做一件小事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不大,所以我们需要与中国政府各部委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更好的战略。他们做了项目以后,我们就看试验的效果,效果好的话,以后再去其他地方推广。开发计划署有一个叫“技术转让给农民”的项目,是把科学家和农民聚集在一起,不管是蘑菇还是其他农产品,如果产量增长了,农民就和科学家一起分享经验。大概有一百万以上的中国农民已经参与了这个项目。我们希望大规模地影响中国,不希望只是改变几个人的生活。
比如说还有一个微型贷款的项目,我们希望同中国的银行联合起来一起做,不希望只是为几个人做微型银行借贷,我们希望能够影响到中国千百万人的生活。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发明了微型贷款,为此他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们想同中国的银行合作,影响农村数百万人口的生计,而不仅仅是为几百几千个人做。
让我感到比较遗憾的是,我自己的中文不太好。我家里其他人的中文都讲得比我好。(全场笑)我个人觉得,对中国了解得越多,就越会感到对中国知道得很少。可能一个外国人来中国3个月,他就觉得自己能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了,但是3个月之后,就不敢写了,因为他会发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全场笑)
周瑛琦:我常听到联合国的朋友说,“中国太大了!北京太大了!朝阳区我们还比较熟悉。”(全场笑)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未必都理解中国。比如说,中国的面貌是上海吗?昨天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塞奇托莱科女士说,上海是最不像中国的城市,太国际化了。所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让塞奇托莱科女士来补充一下。
塞奇托莱科:事实上我们所做的就是推出一些试点项目,主要指的是食品安全方面的项目。中国的一些农民在种植作物的时候,使用太多的农药和化学肥料,我们的食品安全项目就是要减少农药和化肥的用量,但是与此同时,这又会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我们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推出了试点项目,我们还派出科学家来对一些数据进行研究,并且告诉农民怎样既能降低化学物品的使用,又不影响作物的产量。就这样,我们将联合国的一个项目成功转化为了中国的项目。(全场鼓掌)
中华文化和联合国精神不谋而合,倡导志愿奉献,展现人类共同的人性光辉
周瑛琦:联合国扮演的角色是启动新的尝试,马大使也说过,联合国要做的就是***曾说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让中国变得更好就是他们在做的工作。接下来,我们想请邓亚萍谈谈,联合国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感觉联合国的形象和意义经过这30年有什么样的变化?
邓亚萍:我对联合国的印象主要跟乒乓球有关系。中美建交是乒乓球打开了外交之门,在中美建交25周年的时候,我和我的队友们代表中国乒乓球队一起重走了1972年“乒乓外交”的路线,我们到联合国总部进行了一场乒乓球表演赛。那次非常有幸,尼克松的女儿请到了,基辛格也在现场。我们都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推动了当年的中美建交,我非常有幸有那样一个机会进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
那时候我对联合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体育,而今天,我们跟联合国进行一些项目的合作,特别是志愿者的合作,也是致力于利用更多体育的平台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合作关系,让更多的青少年通过体育来了解联合国,这是我对联合国的一些感受。
我们现在跟联合国的合作项目是一个志愿者项目,主要是历时3年的针对奥运知识的普及,包括倡导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全面总结和分析奥运志愿者成果的转化,使之成为一个世界各地大型综合赛事或者大型活动可以借鉴的成果。明天我就要和马大使一起向世界发布我们的奥运志愿者成果转化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提炼出了我们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工作模式,从开头怎么样发动、招募、培训、管理,到最后怎么样进行服务,毫无保留地把我们北京奥运会志愿者一整套的服务经验都奉献出来,供今后的奥运会组织者借鉴,也借此机会推动和推广中国人的管理理念,更重要的是推广我们的文化,向世界推广我们的中华文化。既然大家对于北京奥运会这么认可,而且又是第一次在闭幕式上优秀运动员以献花的形式向志愿者表示感谢,足以证明我们的志愿者是多么的伟大,他们的奉献精神是多么伟大,这些都闪耀着人类共同的人性光辉。(全场鼓掌)
周瑛琦:通过前面的沟通,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与联合国精神不谋而合。事实上,联合国离我们并不遥远,联合国在华已经走过30年,未来还有很多个30年,我们在座的朋友将来都可能有机会接触联合国,成为一位传播联合国精神的使者,而联合国也希望他们的每一位在中国的成员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使者。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联合国明年将走近上海的朋友,因为明年联合国将首次参与世博会,到时候,世博园区中将会有一个联合国馆,听说是天蓝色的,其他细节还不方便透露。(全场笑)听说这个馆非常晶莹剔透,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去逛一逛,让联合国的精神永在您心中。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嘉宾们的精彩回答!(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