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的手响亮的话――市人大代表专题审议现场气氛热烈

审议现场，代表们发言、交谈

审议现场，代表们正在聆听思考

　　1月28日下午，市人大代表们就“当好东道主，全力办世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本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情况”、“加强综合治理，共建社会和谐”、“本市医疗资源城乡均衡化发展”六大专题进行审议。针对这些关系上海当前和未来发展的议题，代表们发言争先恐后。高举的手，响亮的话，闪耀着真知灼见。共鸣共商的会场内气氛始终热烈。

　　办好世博：

　　人人都是上海形象

　　“145名代表报名参加这个专题的审议，可见大家都非常愿意为办好世博会出谋划策。”主持人的开场白，拉开了代表们“抢话筒”的序幕，一些代表一时没拿到话筒，扯开嗓子表达观点。

　　大家言辞恳切，建议注重务实。正如李国弟代表所言：“办世博，人人都是上海形象。”

　　浦栋麟代表提到，45万人报名竞争7万个园区志愿者岗位，充分体现了上海市民的热情；虽然很多人做不了园区志愿者，但我们每个人在世博会期间，一样可以发挥志愿者作用。

　　洪克敏代表提到，有一次她去国外旅游途中迷失方向，当地一位外国友人不仅为她指了路，还陪她一起到目的地，“这种友善，比看一场大型表演还难忘。”在她看来，世博会是一次展示“软实力”的机遇，一定要“扎台型”，展示东道主热情、善良、聪慧、蓬勃向上的形象。

　　“世博会对上海来说，可以看作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来自教育界的于东航代表认为，当我们进入世博会，面对这么多场馆，一天进去只是走马观花，怎么让市民充分享受这道“大餐”呢？应该从现在开始，组织一些专家、学者、世博优秀建设者，进社区、进学校，介绍世博，让更多人走近世博。而对孩子们来说，亲身感受一次世博会，是人生成长过程中的特殊经历，可以化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热爱，与此情感相融。

　　产业调整：

　　从“制造”到“创造”

　　“作为上一次调结构的参与者，我有话要说。”朱匡宇代表开门见山：在上一轮的调整中，我们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给了新一轮的调整很大启示，是上海产业发展的一笔财富。

　　在新一轮的调整当中到底要调什么？如何开辟“上海路径”？朱匡宇认为，首先要加快现代服务业，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其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能耗、高危险的模糊产能；第三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还要以郊区、新城建设为重要抓手，来推动进程。

　　在李耀新代表看来，结构调整也是政策结构、制度结构、组织结构的调整。他认为，不利于跨业经营、行业分得过于隔断的要调整，不利于深化和细化社会分工的要调整，不利于人才输入政策的也要调整。

　　“要关注现代服务业的新兴业态，尤其要关注服务业发展的最新趋势。”万建华代表举例说，从金融领域来讲，新兴业态每年的发展非常快，如金融外包服务、电子商务等，代表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如何让这些新兴业态成长和壮大？万建华说，创新金融服务，目前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业务资质和业务牌照的审核问题，如果在政策上不明确，可能会限制发展。

　　不少代表认为上海这个城市需要活力，结构调整要依靠本土企业、民族企业。丁佐宏代表认为，产业调整应实现从“制造”到“创造”，要制定更好的政策，让上海不仅仅是企业家的摇篮，更是企业家的归宿。

　　“对于小企业的族群，过去我们重视不够。”刘小龙代表说，这些小企业能形成产业链的上下游，形成交叉的技术相互转移。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种小企业的族群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希望上海更加高度重视培养中小企业族群的政策扶持。

　　环保生态：陆上环保，勿忘“角落”清理

　　“陆上的排污、环保问题，这两年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水上治污问题在局长的汇报里却只字未提。”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专题审议会场，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刚向代表们汇报完2009年工作，就被第一个发言的陈秀平代表“将”了一“军”。

　　陈秀平认为，内河在上海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各个船舶港口在承担大量运输任务的同时，也对上海的水环境造成了直接的污染。然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港口货物吞吐中的水体污染、扬尘污染等，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为此他呼吁，海事、环保、水务部门和水域所在地政府应尽快联手，建立一个具有专业化处理能力的船舶防污应急体系，同时完善船舶污染接收处置站。

　　许丽萍代表则认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控制同样是个盲区：“我们可能很重视地表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却很少想到土壤和地下水问题，因为它们看不见、摸不着，大部分情况下闻不到。”在她看来，这些“隐形”的污染，恰是将来人们健康的阻碍。“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污染的调查、评价包括处置、修复，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许丽萍疾呼，希望“十二五”规划中增加这部分内容，政府部门也应定期对相关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制定生态小区、生态绿地之类的标准时，也应将土壤和地下水生态指标囊括在内。”

　　审议中，诸如此类“被遗忘的角落”，时时被代表们提及。“大家不要一听到高能耗、高污染，就马上联想到重工业。农业也存在诸多污染问题。”王南代表建议，应出台相关政策，推进种养结合，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俞立中代表则将目光投向中心城区一些被人忽视的边角地块：“新一轮城市建设中，是不是能充分利用这些地块，增种行道树，改善生态环境？”

　　住房保障：“人人有房住”不是“人人有住房”

　　“建议尽快扩大保障性住房受益面。”来自闵行区的刘琼代表说，许多困难居民在财产审核、住房审核时，就差一点点。她建议政府部门，根据供求关系和物质条件，尽快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居民“居者有其屋”。一些代表还建议，政府在推广保障性住房过程中应知难而进。

　　“住房成了留住人才的瓶颈。”董金平、张雄伟等代表建议，保障房政策应向引进人才倾斜，以单位租赁房等形式开创一条新路。

　　谈到保障房建设与旧区改造结合，许多代表又争相“抢”起了话筒。陈建鸣代表说：“要进一步加大配套商品房建设力度。”章庆钢说：“建议借鉴小型经济旅馆的经验，将市区废弃厂房改建成保障性住房，还能有效降低成本。”

　　“人人有房住不等于人人都有产权房。”黄振代表的说法引起许多代表热议。一些代表建议，应进一步大力推广公共租赁房建设，通过政府主导，企业特别是以国有资产为主导的企业为主体，建立公共租赁房。孙洪林代表说：“希望政府部门更加重视单位租赁房建设，从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对单位租赁房建设给予扶持。”

　　综合治理：化解矛盾靠政府也要靠社会

　　“我们现在是发展的转型时期，调解工作好不好，关系着平安世博、和谐社会。”裴蓁代表带来基层的声音，“要全力往基层产生矛盾的源头，去提供最充分、最急需、最务实的调解服务。”裴蓁代表表示，所有的矛盾化解到最后，就是“事情怎么办，钱从哪里来”。对老百姓来说，能够把问题解决好才是真本事，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矛盾因基层一线无法解决而不得不“上移”，也造成一些矛盾双方动辄“找领导”。有关部门应积极鼓励让基层出面化解，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与水平。

　　金永红代表接过话茬：有时老百姓之间一个小矛盾，竟然演变成大事件，有关部门应尽早发现矛盾苗头。老百姓现在对柏万青代表、裴蓁代表这样的“老娘舅”调解方式，非常接受，这就说明要找到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

　　不过，也有不少代表认为，解决矛盾还要走法律诉讼途径。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刘晓平代表说：“当调解达不到最终效果，我们怎么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法律来解决。”倪正茂代表也表示：有人建议设立专门的机构，通过社会评议的方式，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但法院有一审、二审，还有申诉，设立这样的机构对法律的权威性是质疑。

　　孙晓风代表认为：在化解矛盾工作中，要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在化解的路径上下工夫，让老百姓遇到问题更清楚地知道找谁解决；还要加强政策梳理，如企业改制、旧区动迁、农村资产处置等问题，有一个是否公平或会否引起更大矛盾的问题，应对各时期制定的政策进行梳理，形成权威性政策，对化解矛盾形成共识。

　　医疗发展：应该梯度化还是集团化？

　　医疗发展究竟是梯度化还是集团化？朱建民代表提出：“我们国家原来三级医疗网络，医疗机构根据功能不同的梯度化，功能性和均衡化充分体现。目前要纵向资源整合，还是集团化的老路。好处是可以提高效率，但也会使医疗机构向大城市集中，形成高端服务，形成所谓贵族医疗的服务形式。”

　　“上海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医疗机构布局不均衡、医疗水平和管理水平不均衡，同样体现在政策不均衡上。”说起新农合和城保之间存在的差距，来自奉贤区的王引凤代表十分动情：要在城乡医疗卫生综合发展上有新突破，必须看到当前不同参保人员不同的医疗待遇，要尽早缩小农保、镇保、社保上的差别，消除门急诊上的差别。

　　造一批好医院不难，难的是要留住好医生。陈晓玲代表表示，目前推行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很好，建议对这些人建立***机制，“我最担心的是，培养以后人才到社区，社区配套没有起来，这些人派不上用场。应建立第三方公共服务评估机制，对培训医生的人数、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如何提高社区医院的服务能力？杨莉代表说，现在社区拨付经费有很大差别，在本市居住的居民未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卫生服务，建议政府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经费的均衡拨付。她还建议进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制定全市统一的社区卫生服务标准。

　　李静代表则建议，防病重于治病，现在有很多三级医院很重视慢性疾病的管理，已经和社区服务中心相互联系，“让更多的三级医院更主动的下沉，让一级医院在三级医院的指导下做好慢性疾病的治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