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文学构想

梁启超

吴趼人

陆士谔

　　在20世纪初，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一度曾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作家的共同文学梦想。对此，我们不应仅作单纯的文学理解――这其实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一种构想。
　　
　　1902年，梁启超借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寄托世博强国梦
　　
　　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梁启超在新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发表梁氏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
　　
　　如题所揭，这是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小说第一回“楔子”，开篇首先明确未来新中国的时地――“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梁氏的公元纪年有误，20世纪应以1900年为基数，那么小说所说的那一年应是1962年。
　　
　　小说写道，那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小说随即铺陈上海世博会的设想――“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小说又说：“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在博览会上开设《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小说即借孔老先生之口，敷演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行迹。
　　
　　由本国国民议决即可举办世博会，这符合历史上一度通行的世博会举办程序。小说所写的上海博览会有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透显该会展的国际性。就这样，梁启超借上海世博会搭建了小说倒叙的平台。通过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顿使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气势不凡，同时分明烘托出梁氏的世博强国梦。
　　
　　与圣路易斯世博会擦肩而过，但梁启超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的重要
　　
　　探究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涉笔世博会的起因，与1904年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当有关联。
　　
　　圣路易斯世博会原定于1903年举行，以纪念该市开市一百周年。如是，此距《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仅有一年之隔。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长期栖身日本，而东瀛又热衷于参博办博，梁氏不能不身受濡染。试想，当梁启超向壁虚构《新中国未来记》之时，原定第二年就要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能不触发他的灵感？
　　
　　这并非完全的悬想妄测。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新大陆，行途中他频频亲炙于美国的世博文化，对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渴慕之情更是有其游记为证。时梁启超刚过而立之年，他由日本横滨启程，前往加拿大，再由加拿大到美国纽约、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圣路易、芝加哥等地，遍游新大陆的各大名城。梁启超“闰五月二十五日由纽柯连至圣路易”。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他慨叹道：“明年开世界博览会于此市。其会期本在今年，以预备未完，故改订。否则余到之日，正开会时也。逸此机亦一可惜，但游会场一周，以当望梅。”
　　
　　原定1903年举行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终因财政问题延后一年。梁启超与圣路易斯世博会擦肩而过，但梁任公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于提升城市繁荣的重要作用。在日渐临近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感染下，梁启超触发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灵感，借助虚拟性的叙事，直接陈述了有关上海世博会的创意设想，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想象，并由此开启了宪政派乌托邦小说的序列。
　　
　　吴趼人发表《新石头记》，虚构贾宝玉参观世博
　　
　　1905年，擅长创作谴责小说的作家吴趼人发表《新石头记》，虚构贾宝玉再度入世，巡览近代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小说结末第四十回“入梦境文明先兆，新石头演义告成”，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世博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
　　
　　《新石头记》敷演的上海世博会场景，与当代的真实更为吻合（比如以浦东为世博场所）。然而，就原创性而言，该小说不能不退而居其次，因为吴趼人的创作明显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方面，吴趼人的小说至少存有一处内证：《新石头记》在涉笔上海世博后，紧接着介绍了在北京成立万国和平会。所谓“万国和平会”正对应梁启超小说中的“万国太平会议”，适与上海办博形成前后关联，如此正醒出和平与繁荣的两大主题。
　　
　　陆士谔的《新中国》，理应视为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影响的，还有陆士谔的《新中国》。在当今世博宣传中，陆士谔日益受到关注。有文章称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发表于1910年，该书预言的世博会正是100年后，恰好对应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然而，遗憾的是，细读陆氏的《新中国》，虽见该小说略及博览会，但并非是世博会，且具体时间亦有较大出入。
　　
　　《新中国》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梦为载体，畅想立宪四十年后的新中国美好景象，故而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其起始年为宣统三年（1911年），故而四十年后的宣统四十三年理应就是1951年，这在小说的第一回已交代明白。语涉博览会的情节出现在该小说的第三回“创雨街路政改良，筑炮台国防严重”。书叙陆云翔与友琴女士乘坐地铁，二人出车站后所见情景及交谈内容如次：
　　
　　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浦东到上海，电车也通行的。”
　　
　　如引文所示，陆士谔小说明明写的是在宣统二十年，也就是1928年，在那一年上海“开办内国博览会”。注意，是“内国博览会”，而不是有些文章所说的“万国博览会”。那么，“内国博览会”又是哪一种类型的博览会？实际上，“内国博览会”一词源自于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奋发图强，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世博会，而且在本国举办各类博览会，旨在振兴国内产业。内国劝业博览会，也就是陆士谔《新中国》的“内国博览会”的出处。显然，内国博览会以展览国内产品为主，属于全国性博览会，并非世界博览会。
　　
　　在其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新中国》中，陆士谔似一度将“内国博览会”与“万国博览会”混同，这正反映了陆士谔对世博会的一知半解。因此，所谓陆士谔在百年前提出了上海世博会的构想，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新中国》袭用梁氏“立宪―和平―盛会”的三大招牌性元素，理应视为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