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创新转型的强大动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访谈录之二

　　访谈嘉宾

　　周振华代表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

　　龚德庆代表静安区委书记

　　杨小明代表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筹）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刘小玲代表市科学学研究所科管部（创新政策室）副主任

　　市党代会报告总结五年实践所获最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必须坚持把中央精神与上海实际紧密结合，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位列第一条。

　　始终坚持先行先试，不断把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不论是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中，改革创新在报告各篇章中被反复提及。对上海来说，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不仅是中央的要求，更是上海勇于担当并努力塑造的城市形象。

　　制度创新本就隐含改革之意

　　记者：如何理解深化改革开放是创新转型的强大动力？

　　周振华：过去我们讲改革开放，主要聚焦在经济层面，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变等。但实际上，结构类型和发展模式的形成及持续运转，背后都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支撑，并与社会利益结构关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上海现在凸显的问题，有些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还不到位，有些则来自行政垄断，影响了竞争秩序、流通秩序。比如科技创新方面，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发明成果一出来就被仿冒，创新也就没有了动力。

　　龚德庆：创新转型是发展的手段，改革开放也是手段，某种意义上，两者互为因果、互为动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上海发展面临边际效应问题，经过快速发展后上海发展成本上升而收益递减，老百姓期待越来越高，而实际所得又达不到期望值，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尤其是社会领域的改革，获取新的资源、新的运作模式。

　　刘小玲：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涌起新一轮创新浪潮，也有人称之为新的科技革命的前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抓住机遇，城市发展就能提升一个能级。不过，目前，城市创新活力仍显欠缺，这与体制机制的制约有关联。

　　记者：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驱动创新转型？

　　周振华：可以说，制度上的创新，本身就隐含着改革这个意思。上海要转型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一般生产制造业环节，企业需要转型提升或向外转移，如果是僵硬的体制，转型、转移的难度就很大，要从体制上打破桎梏。

　　有天下观就有资源就有机遇

　　记者：报告提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上海在这一方面应该说有很多经验。在现阶段，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

　　龚德庆：有天下观，就有资源，就有机遇。上海本身资源少，发展动力不足，需要借力。上海的不足就像关上一扇门，但我们通过开放就能打开一扇窗，恰如山穷水尽之时，又遇柳暗花明。纵观当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不是通过占有资源获得发展，即便今时发达国家还是在新的发展领域抢占资源，同时在世界各地寻求成本优势。上海不能只看手下、脚下，而要看天下。资源，不光是资金，还有项目、技术、人才、管理经验，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要从单纯扩大开放转型到提升开放层级、调整开放结构、丰富开放内涵。

　　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也有对内开放，包括长三角城市群内的竞争合作，以推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环境保护等领域体制机制上打破壁垒。开放还应该包括对社会的开放，决策过程也需向社会开放，做到公开透明。比如风险评估机制，就应该有群众参与、监督。民主化进程通过开放，才能使决策更加科学化。

　　杨小明：这次报告一再强调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但国际化大都市是第一次在党代会上提出。转型、创新到哪里去，我的理解是上海要做世界城市。国际化城市，很大程度上要靠开放。上海的核心竞争力当中，这点是灵魂。说实话，比拼制造业，周边城市都在竞争，科技创新，上海有优势，但也很难保证拿第一。唯独国际化，上海在这方面有独特优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内外两方面，一是为到上海来做投资创业的人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二是培养内地跨国公司、跳跨型企业，争取走出去。

　　周振华：就像医生很难拿手术刀给自己做手术一样，深化改革也需要借助外力。特别是上海，总结经验时我们发现，上海建设四个中心融入全球经济，汇聚全球资源，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要符合国际惯例。我们要在开放中看到落差，逐步在体制上完善。

　　顶层设计谋划全局上下联动

　　记者：过去，浦东实行开发开放，敢为天下先；现在，上海在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的过程中，实施的改革与过去有何异同？

　　周振华：上海一直强调先行先试，但先行先试现今与以往的步骤大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快速突破原有政策，第一个吃螃蟹，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现在地方改革需要与国家总体部署相结合，强调在既有法治框架下依法行政，并取得中央支持。营改增试点，上海几年前就组织专家学者对服务业税制改革进行调查和研究，初步拟订相关税制改革方案，并向***积极申报，财政部、税务总局等曾组织专家到上海调研。

　　杨小明：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路途虽远但不能停步，需要一步领先，步步占先。

　　龚德庆：我倒认为，有一条经验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要找准发展趋势，才能变不可能为可能，变无路为有路。上世纪90年代，静安区在招商引资方面也没有太大优势，但在一件事上取得了突破，就是研究外资企业在中国、上海发展的瓶颈，发现外资进入国内不能做百货，静安就在这方面争取到政策支持，获得先行先试的小通道，占了先发优势，才发展出今天的产业集群。这个经验在今天仍有意义，那就是服务点要找准、找深。高端企业更看重市容、治安、交通、社会事业等服务环境，我们就提供这些服务。许多地方只用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推动区域发展，却引起恶性竞争。

　　记者：这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改革的顶层设计。

　　周振华：确实，目前改革触及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需要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改革的结构、功能、层次、标准等统筹考虑，理顺各项改革的相互关系、主次顺序，勾勒出实施操作的改革路线图。

　　龚德庆：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以往我们以点带面，推崇基层突破，而现在顶层设计、上下联动显得尤为重要。基层创新常会遭遇瓶颈，所谓下动上不动、越动越被动。比如，我们按照管理在城区、服务在街道、自治在社区理念推进社区建设，如果上级层面不与之相衔接，分工不清、考核不合理，街道就很难履行服务职责。因此需要系统设计，让市区街道三级管理架构得到调整优化。

　　改革创新眼下更需形成共识

　　记者：现阶段，上海在制度创新方面会取得哪些突破？

　　周振华：营改增是上海取得突破的重要环节。一季度数据已经发布，总体上为企业减轻了税负，但我认为这一改革的真正效果，不会在短期内显现。因为减负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是要通过税收手段推动企业细化分工、实行外包，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海迫切需要改革创新的领域很多，除了服务经济，还有国企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科技成果转化等，在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方面，社保、养老的制度安排等。改革需要政府投入，但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现阶段尤其需要发动社会力量，通过政府引导，有效带动社会资金，投、贷、保联动，在科技、医疗、教育、文化、社会管理等领域，积极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公益性服务中。

　　刘小玲：改革需要配套，不能单兵突进。经济、文化体制等改革需要同时深入。科技体制创新，不单在科技上，也体现在人才、环境上，中央将科研经费放宽至项目管理，体现了对科技人力资源的尊重。另外，改革要推动经济与科技结合，也不是说与经济不直接相关的基础科技就不用投入了，对改革创新要有总体认识。

　　记者：所以改革创新需要形成共识。

　　周振华：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看，我们沿着渐进式改革思路，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重点推进增量改革来促进存量体制调整。现阶段，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涉及深刻的变革与利益调整，更需要获得社会大多数的共识。比如上海教育资源向外来人员开放，本地居民会觉得教育资源被摊薄，容易引起矛盾。那么就需要引导，从老龄化、城市发展以及一些行业劳动力缺乏等方面跟居民讲清楚状况，同时要综合考虑制度设计中其工作、贡献与资源享受的对等关系，与市民达成共识。改革还要处理好与之前制度的衔接，不能完全脱离开，更不能翻烧饼。目前政府自身需要改革创新，核心是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在于政府管理创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提高行政效率。更加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