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成青年愿租房结婚市政协委员热议解决夹心层住房

　　4月13日，市政协召开“进一步完善住房体系”专题协商会，据委员们反映，上海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已经显现。

　　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上海户籍人口中的新生代和非沪籍青年人才，不少存在安居问题。被调查对象中，已婚比例为77%，但独立居住的仅为46%，两者相差近31个百分点。其中已购房者，靠上两代长辈资助的占46%，靠双方父母资助的占28%，完全靠自己收入积累置业的仅为3%。同时，青年的购房观念也有所改变。沈以华委员在调研中发现，有近40%的青年愿意将公共租赁房作为“婚房”。

　　“买不起商品房，又未被纳入政策性保障范围，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上很清楚，但具体量化操作上却较难界定。”市政协人资环建委主任孟燕认为，这也导致了在“将他们推向市场还是纳入保障”这个问题上，政府、社会和舆论的认识不尽一致。

　　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高房价与“人才高地建设”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可持续”的矛盾，翻阅上海已出台的此类住房政策，包括单位租赁房建设、闲置非居住房屋临时改建宿舍、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造和营运租赁住房、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住房资助等，林林总总。但政协委员认为，因为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法规，配套措施不健全，这些只能在有限条件下解决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短期居住问题，且区域和行业政策覆盖很不平衡。

　　另一个困难来源于房源筹措。政协委员认为，上海缺乏如新加坡的组屋、香港的公屋等公共租赁房和供出售的“限价房”。另一方面，公共租赁房租金回报率低，按国家现行税费规定，住房租赁的税费要占租金收入34％，而个人在市场上出租房屋综合税负才5%。开发商对公共租赁房建设和营运缺乏动力。

　　“需要从长远角度，充分认识保障‘夹心层’安居的重要性。”黄鸣委员认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摆脱土地财政思维，纠正住房过度市场化倾向。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安居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完善政策，整合调度各种资源。引导和鼓励国企、民企、互助组织、公益基金等机构，以保本微利原则参与到公共住房建设中来。

　　张阿根委员建议，可充分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各类园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用于各类人才居住的租赁房。也可尝试梯度置换，腾挪安置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空间。通过有条件的直管公房老租户有偿退租，来解决中等收入群体的暂时性住房困难。

　　“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青年人才的住房困难大都是阶段性困难，应以提供公共租赁房为主。”沈以华委员建议，为防止住房权利上的社会不公，对于不同地段、地价占房价不同比重的房源，要采取不同配置办法。对于资金筹措，李世耀和万雯娟委员认为，可开办住宅储蓄银行、发行公共住房建设中长期债券、开放信托产品等途径多方筹措，建立起专项基金。

　　屠海鸣委员提出，可借鉴北京、广东等省市经验，出台限价房政策。可专门划出地块建设限价房，另外可在普通商品房源中配建一部分限价房，或者从相关部门所控制的空置房源中将一部分转为限价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