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仰望星空――复旦揭幕105周年校庆学术文化周

　　对一所105年历史的大学而言，最重视之物是什么？

　　学术――大学安身立命、继往开来的根基。105岁的复旦大学从1954年起，除被“文革”中断，每一年校庆都开展科学报告会，办到今年已是第44届。今年，科学报告会首次将学术活动延展成为校庆学术文化周。

　　5月25日，学术文化周开场科学报告进行。令人意外的是，主讲者并非这所大学里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而是三位年轻教师：物理系教授封东来，1972年生；经济学院教授陈钊，1973年生；华山医院教授毛颖，1967年生。一位“60后”与两位“70后”，讲述了今天的大学如何于变革中传承学术精神，而年轻的学者又如何在诱惑中体验“仰望星空”的幸福。

　　学术传承：心中常怀感恩之心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是复旦校歌中琅琅上口的几句，复旦校友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立论，亦十分著名。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昨天的报告会上说，如果从我们国内目前一些学术界的状况来看，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学术精神有所消解。一流的大学在21世纪的生存问题归结于大学能否抵挡住自己内部的敌人，只有坚守学术精神才能实现大学的学术使命。

　　【演讲摘记】

　　陈钊：我们刚刚进校的时候，我们辅导员老师组织了一个讲座，请经济学院当时全国知名的教授给我们讲怎么做研究怎么做学问。我记得请了张薰华教授，他研究的内容以经济学角度而言，和我们现在的研究差别是很大的。但我从他身上看到，做研究首先是做人，要甘于寂寞，这个触动很大。

　　毛颖：医学是探索生命，也可以说是延长。但你在这里起的作用，其实是因为你的老师引导和扶持才成功的。我一直记得导师对我手把手的教导。其实在成长过程中，我的导师总是非常宽容地看着我成长。2001年，我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做搭桥手术，当时感觉非常好，后来查文献时，发现他在上世纪80年代时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对我的老师非常感恩。

　　封东来：复旦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一直有追求卓越或者创新的传统……科研也是精神的传承，因为“奔四”了，所以也会想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后来觉得你做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做别人也做，但你的学生真正是把你的精神方面的东西传承下去，包括你做报告的习惯，分析问题的思路。我可以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问答】

　　新闻视点：老一辈的学术传统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还有意义吗？

　　毛颖：至少在医科上，师徒关系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医生培养模式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对一师徒”的模式，所以我们还是要求和强调尊师、感恩。这种关系可能有点中国式的传统色彩，但作为一个青年工作者来说，心中常怀感恩之心可以使我们走得更远、更稳健。

　　陈钊：经济学的特点是进步很快。可能课题、研究的手段跟前辈一比全变了，但老一辈留下的是比技术更重要的东西，一个是认真劲，有些老师修改学生论文时，真的是细致到标点符号。另一个就是“问题意识”以及注重事实、注重案例研究。比如我们学院的张军老师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好的研究要从学会问一个好的问题开始，这个对我的触动很大。

　　新闻视点：可能达到老一辈“物我两忘”的境界吗？

　　陈钊：所处的发展阶段可能不一样，他们想得很透彻，但在我们这个年龄可能做不到。不过还是要有理想主义。

　　毛颖：不断接近，沿着老师的脚印走下去。

　　学术使命：仰望星空的时候很浪漫

　　学术的背后仍然是责任心与使命感。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应用，而是为了传承真理，为社会、为国家甚至为整个人类解决技术和社会问题，所提供的是解决问题之道。杨玉良引用美国一位学者的话说：大学要有真正的伟大的思想家，大学是一个以理智建设国家的神殿，要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情。

　　【演讲摘记】

　　封东来：科研我认为是一个最浪漫的事，有机会让你接近我们的大自然母亲，揭开大自然背后的奥秘……引用康德的话，最值得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是很浪漫的感觉。所以我当时中了这个毒，就死心塌地去进行物理的学习。

　　陈钊：在本科毕业的时候考虑到接下来做什么，为什么选择在国内读研究生，那时候很犹豫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最终我觉得从内心深处，对中国当时所处的情况有很多的思考。比如那时候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经济转型的问题，我们想及时地研究……我们有责任回答一些很重大的问题。

　　毛颖：以我们医科中的急诊动脉瘤手术为例，它是非常复杂的，动脉瘤的开刀给医生的机会很少。一个血管瘤，没有夹好是非常灾难性的，如果夹住的话，一分钟把病人完全治愈了，这是对神经外科要求最高的手术。那时候，导师带我开了第一个急诊动脉瘤，我们很幸运第一个成功了，第二个也成功了，以后作为手术常规来做。现在在全国范围里，这个技术的规范是我们来引导的。

　　【问答】

　　新闻视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种看法过时了吗？

　　陈钊：未来终极的理想是什么，我没有想过。有很多阶段性的目标，细细想想，背后有一条线索，还是为了国家更好地发展。找什么问题研究，体现的也许就是社会责任感。所以“格物致知”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前是，现在也是，不会变。对于今天的学人而言，一样要立足本身，胸怀天下。

　　毛颖：我这个学科比较特殊，就是治病救人，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有义务推广，造福更多的人。我们平时和病人直接接触，还必须学会沟通、交流，和不同层次的人说不同的话，不可能要求说的话都文质彬彬，医学肯定不能在书斋中，只能去适应社会。

　　封东来：我在美国待了7年，回来了，一点没犹豫，而且谋划了很久。不过我很反对“拒绝了优厚待遇毅然回国”这种说辞，真当自己是钱学森呢！现在中国发展很快，尤其是我这个专业，高温超导，《科学》杂志都承认中国的水平是在世界前沿。当然现在中国整个体量还不大，但是再过10年20年，地位会更加重要。现在很多留学生纷纷回来，有的确实是拒绝了美国一流大学的教职聘请回来的，为自己的国家做事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有很好的发展。

　　学术理想：彼岸的灯塔照亮脚下

　　学术精神还是一种超越的精神，所谓的仰望星空，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大学不能没有理想主义，学术亦然。杨玉良说，大学是孕育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复旦大学是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学校，我们现实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你要知道你要让这个世界趋向完美，所以理想主义就是彼岸的一座灯塔，照亮你脚下的路。

　　【演讲摘记】

　　封东来：科研是一种非常狂喜的行为，现在年轻人说很“high”的感觉。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实验站干了两个多星期，一直找不到想要的东西，压抑了大概七八天之后，终于找到了，真的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的感觉，心中非常快乐。不管做哪行哪业，这辈子有几次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陈钊：作为一个学者，不同的阶段，会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如果还没有结婚，找女朋友的话，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怎么样面对？首先，要明白你选择了学术，就不是冲着钱来的。

　　毛颖：对现在大学生来说，找单位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有没有足够丰厚的收入，是不是有发展前途。我给大家的建议，不要说现在赫赫有名的学科，就千方百计想进去。你要培养自己的爱好、兴趣，结合自己的能力，合理地选择。说不定10年、20年以后，这个学科因为你而辉煌起来。这是不一定的事情。还有就是急功近利的情况，一定要克服浮躁的心理，要诚实。

　　【问答】

　　记者：过去的学者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但现在的学者出成果的压力很大，诱惑也多，怎么看？

　　陈钊：如果真的是十年才有东西出来，压力真的会很大。现在要考核，这个没办法。至于诱惑，要看你是不是真的对学术有兴趣，还是对挣钱有兴趣。真的热爱，选择的困难就没那么多。而且我觉得，不是说做学术就得挨穷，如果你的研究影响力很大，完全可能获得很多认可和资助。研究做好了，生活质量不会很差。

　　毛颖：像我们做医生的，如果天天开刀，收入还是比较多的，但势必没有时间做科研。还有就是开会啊、评审啊，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冲突。这里边有一个平衡，但最重要的是看你仅仅是想做医生，还是做医学家了。医学家的话，就不是做做临床，而是要思考怎么推动这个疾病的研究。

　　记者：对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封东来：科研还是要真喜欢做的人来做，如果纯粹是为了谋生，是很痛苦的事。

　　毛颖：心态要平和，做事要刻苦，还有就是诚实。如果在学术上你用一些欺骗，可能会取得一时的成功，但是你会发现在后面的工作就是不断圆自己的慌……诚实对待家人、诚实对待同事，你得到的回报是真诚的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