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创新中迎接转型考验――沪上经济学人寄语中国经济

　　刚刚过去的2010年，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的重创中逐渐恢复，尽管欧债危机的爆发一度引发了人们关于经济将二次探底的忧虑，但是在各项刺激政策作用下，经济前行的步伐从未停滞。

　　对于中国来说，2011年不仅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被许多经济专家称为“转型起始年”。然而，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副产品”包括通胀压力、资产泡沫等，已悄然形成新的困扰。站在2010年与2011年的交接点，记者采访了沪上多位经济学人，请他们对于新一年的中国经济热点作出展望。

　　防通胀居首位

　　这不是中国经济第一次遭遇通货膨胀的考验，只不过这一次，调控物价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复杂。对于2011年经济形势，多位经济学家不约而同把“抗击通胀”作为头号关键词。

　　“只要美欧经济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环境来谋求摆脱通缩的政策效果，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就会面临流动性泛滥、套利交易猖獗所带来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巨大压力，这对金融大海啸后世界各国谋求的经济‘再平衡’目标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完全负面的消极作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指出，如何扶持新的增长点、有效地发挥国际政策的协调和监管机制，将是决定在新一年中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能否完全复苏的关键所在。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告诉记者，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由于成本上涨推动的通货膨胀，这要比单纯投资拉动的更为复杂。面对防通胀的严峻形势，政策实施的关键点在于以多重方法“齐头并进”管理好通胀预期，包括采取行政措施限价、控制货币供应量、理顺收入分配体制等。“新一年的政策重点应该转移到中长期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

　　引领消费升级

　　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在经济转型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经济学家们为“转型”开出的一帖药方就是――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消费成为继投资和出口之后的新增长动力。

　　从投资推动转向消费拉动，支点是“增加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消费习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芮明杰表示，中国经济需要调整结构，而高储蓄和低消费问题则是分配的结果――需要用分配政策，解决民众收入分配问题。而在另一层面，应当对过剩产能的行业进行调整，目的之一是提高竞争力，其次是解决就业问题，鼓励新兴行业成长。

　　“个性化的服务”，在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潘英丽眼中，这就是未来引领中国消费服务业升级的新型商业模式。她表示，未来国内的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中国人口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其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趋势。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公共产品和个性化的消费品及服务供给不足。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待于政府职能的转换，而个性化消费服务的供给则需要探索全新的模式。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以培训作为生产性投入，以服务技能为生产对象，并以销售员工的消费服务时间为最终产品。作为劳动和技能密集型的成长性产业，可在发达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吸收农村和制造业释放的剩余劳动力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楼市难现拐点

　　2010年房地产遭遇了有“史上最严”之称的宏观调控，新一年里楼市何去何从格外受人关注。有观点认为，目前一些大城市楼市泡沫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货币连续几年过于宽松，预计现有房地产调控政策会持续到2011年，将对房地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不过，张军认为应当站在整体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房地产调控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平衡点，过于严厉将有损于经济，但过于宽松就不利于民生。”他表示，全国建造保障房或可吸收部分住房的刚性需求，预计调控房地产的相关措施都不会有方向性的变化，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将保持温和，不会发生新一轮的快速上涨，但也很难突然出现向下的拐点。

　　创新改革方式

　　“能否在抵御内外通胀压力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和‘民富民和’的结构调整的一大步跃进，关键就看中国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套效果及其扶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勇气和力度。”孙立坚表示，尽快从一个政府“输血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一个由市场活力支撑的“造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最大程度上去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继续保持和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互惠互融的合作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对于各项改革突破的展望透露着坚定，“我们将怎样创新改革方式，在渐进中寻求关键性的突破？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存在于改革的实践之中，只要我们割舍利益的纠结，将主体改革置于顶层设计之中，就能够明确地将这些答案表达出来，并以它们作为今后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因此，不难看出，改革需要智慧，但更需要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