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危机中学习什么上海论坛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启示

　　金融危机下，全球利益格局正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亟待改革，区域经济协调与发展面临新机会，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遭遇挑战……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对中国以及亚洲的影响？对正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上海而言，又能从这场金融危机中学习到什么？

　　5月11日至12日，“上海论坛2009”在复旦大学举行，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政界、学界和商界精英，就“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危机・合作・发展”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全球贸易不平衡：

　　合作能让亚洲走出危机吗？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也有金融产品监管和创新的问题。面对这样大的一场金融海啸，所承载的实体经济板块的非均衡是非常显著的。这个非均衡首先是，美国经济内部的非均衡。同时，也有同亚洲和中国经济的非均衡。

　　瓦西里・克勒索夫（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在过去的20年当中，全球经济成长的模式是基于市场的全球化，新兴的工业国家都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模式看起来一直非常成功，但这场危机重新让人们来审视这种发展的策略：为什么起因于美国金融超常规发展的危机，却一直波及到了世界的边缘―――以实体经济为主的新兴工业国家。

　　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我们必须看到亚洲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面临三个主要矛盾：第一，我们作为世界上高速增长的地区，经济规模已经可与北美和欧洲并肩，但货币金融的发展却非常缓慢；第二，东亚的经济实体已经实现高度的关联，但没有形成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难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第三，我们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金融合作开展落后，不得不作为美元体系的最大支撑者，将美元储备大量投到华尔街资本市场上去。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今天亚洲拥有全世界2/3的美元外汇市场，这些美元财富随着危机的深化损失巨大。我们的外汇资产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如何发展亚洲自身的金融体系，维持亚洲实体经济的发展？现在需要主动应对这个问题，亚洲能不能跳跃1997年金融危机时被动的模式，产生不光是应对危机、而且把亚洲的资源有效地配置起来的金融合作模式？北美有纽约、欧洲有伦敦作为金融中心，但亚洲到今天为止还缺乏真正能够支持区域发展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应该放到这样的背景上去思考。金融中心的真正作用，是把“亚洲制造”的财富通过金融再做强。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怎样机会？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美国资本市场出现问题，全球不平衡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缺陷。美元一方面是国际货币，又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它的价值必须稳定。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别货币，美国资本市场的变化会使美元资产发生变化，那么，美元资产持有者就会无辜受害。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怎么走？从短期来看，我们希望国际货币改革有助于中国摆脱美元陷阱。从中期目标来讲，改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长期来说，我们面临一种选择，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的组成部分。

　　小川英治（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如果我们能创立起一种亚洲范围内的通用货币，也许比单一的货币更容易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货币。欧洲1951年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然后花50年时间真正形成了公共货币。我想也许只要10年、20年，就能够形成一种东亚的统一货币。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未来不能求助一个货币，因为一个货币一旦出问题，就很麻烦。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上要有一个竞争的架构，这个货币不行，其他的货币要有机会。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全球货币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那么看到的是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可能要扩大，人民币在往外走。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会基金会秘书长）：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要跟金融市场的开放、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比如人民币结算试点，比如发行人民币债券，比如允许外国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等。上海真的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跟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结合在一起。

　　增长模式转变：

　　创新能否促成转折的到来？

　　项俊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次金融危机来得很急，急病要治本，要解决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伤害，只有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结构问题。近两年来，中国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中国解决不好自身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更应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步伐。

　　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两个变化：国际的金融体制变化和全球的贸易体制变化。随着国际金融体制的完善，中国应该有立足全球的大思想，但更要注重本地的发展。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储蓄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比其他国家的投资回报率要高，这是非常不自然的一个结果。中国一定要鼓励更多的国内投资者，降低他们的储蓄率。

　　袁志刚：中国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金融的效率。过去30年的改革，通过竞争和开放，我们做到了不断提高制造业效率，最后做到所有企业慢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成为了“奥林匹克队”。但金融领域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金融领域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都是以国有企业贷款为主的，中国老百姓的储蓄、我们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能转换为自己有效的投资？上海在做大做强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我觉得不是非要瞄准国际舞台，国内金融也有很多的事情好做，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发展。你把金融的效率提高了，可以承载更多的能量了，总有一天实体经济的转折点就可以实现。

　　风险防范与控制：

　　全球化进程中怎样加强监管？

　　宋玉华（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次金融危机的进程和深化值得我们反思。从中可以看出，伴随着不断增长的国债、个人债务、家庭债务，美国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资产为基础的消费模式。这样的转变，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对中国的启示就是，我们既要坚持金融创新，也要把握好度，不要让它泛滥，同时加强金融监管。

　　安德斯・乔纳森（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的金融市场相对来说开放度较低，但中国政府最近的政策，比如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会逐渐增加金融市场的自由度，加大金融市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这次金融危机，我想对中国的决策者也是一个警告或者是一次机会，让他们对投资组合还有对政策、法规做一些调整。

　　小手川大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区执行主任）：1992年至2002年日本有“失去的十年”之说。为什么这么久经济才从泡沫破裂中复苏？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在泡沫破灭6年之后才推出处置不良资产的“安全网”计划，其前花了5年时间来研究“不良账务”的定义。这个教训在于，当经济危机发生后，应该首先对那些不良贷款进行处置，然后对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政府再出台一些经济刺激的方案，而不是相反。这样才能防止金融机构的问题扩展到实体经济当中。

　　张宗新（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教授）：大家知道这次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是金融衍生市场导致的。中国从2005年开始，已经陆续推出利率和汇率的衍生产品。在后次贷危机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模式如何进行选择？可以考虑建立银行的协调机制，这一点美国金融改革蓝图已经提出了全球的方案，我们可以借鉴。还有就是加强金融机构衍生工具创新和运行的透明度监管，强化结算制度以及衍生产品的会计制度，比如说场内、场外的统一交易平台，还要加强交易保证金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