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命的完美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完成肝移植超千例

　　我的性格就像一杯白开水，几乎没有爱好，更谈不上情趣。说这番话的，是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夏强。

　　不善社交，不懂吃喝玩乐，要么在医院里查房开刀，要么在家里读论文。夏强说，他的快乐是在每年两次的肝移植俱乐部活动上，与康复的病人一起唱歌。

　　做我们这行，心要静，专一。技术上我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肯定是最仔细的。

　　毫米上的精雕细琢

　　肝移植是外科中难度最大的手术之一。

　　肝脏是解毒、代谢合成的人体化工厂，布满了管道结构。肝动脉、门静脉、肝静脉、胆管和无数小血管旁逸错综，就像两棵树冠相对的大树。肝的质地又很脆，要把它从供体取下或分割，再移种到受体腔内，一一对接血管，术后还要克服排异，风险之高，技术之难，不仅外行人无法想像，内行也视为畏途。

　　就在这个高精尖领域，夏强30多岁成名，是国内最早涉足该领域的医生之一。我1993年从安徽考到上海医科大学读研，偶然看了肝移植之父斯塔兹尔的《组装人》，觉得非常神奇。后来，我在奥地利格拉兹大学进修时，亲眼看到了肝移植手术。回国后，正赶上医院要启动肝移植项目，我就主动报名，从动物身上试验开始，在2001年成功做了第一例。

　　夏强的临床和科研水平不断突破，2004年获得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奖。同年，他转到仁济医院，和一帮年轻人组建移植中心，并全身心投入其中。迄今，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肝移植超过千例，数量上海第一，全国第三；质量上，一年生存率达87％，五年生存率77％，均高于平均水平。

　　在最难的儿童肝移植上，夏强更是同行中的翘楚。小患者平均年龄不到9个月，动脉细到12毫米，门静脉34毫米，而且发育不健全，正常血流大路不通走小路。肝移植必须精雕加细琢，百密无一疏。迄今仁济已经完成52例小儿肝移植，效果上佳，成为上海标志性的医学技术之一。

　　时刻防着1％

　　肝移植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发端，70年代上海瑞金医院成功实施了国内首例，此后虽有开展，但技术较粗，复发率高，认可度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抗排异药物的进步以及专用缝线等器材的发展，技术日益精细，开始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我赶上了好时机，而且一开始就有彭志海等前辈提携指点。

　　机遇之外，性格更是成功之道。此前在德语国家的留学经历，让他深深佩服德意志民族的严谨。规定缝伤口要后8前8一圈，或者后7前9，他绝不会少一针，即使99％情况下不出问题，也要防着1％。

　　一开始的肝移植中，病人失血极大，据说医生要站在小凳子上手术，因为台下简直血流成河。后来采用肝门阻断法，失血少了，但缺血和血液再灌注过程也带来了很大损害。夏强和同事们探索了一种新技术，在肝门不阻断的前提下，使用超声吸引刀，通过振荡把肝细胞打碎吸掉，只余下管道结构。对几百根大于1毫米的血管，用小钛夹、结扎、缝扎等一一处理，尽量使创面光滑。虽然工作量大增，但肝移植终于从浴血奋战，备血1万毫升，到三分之一手术失血控制在500毫升以内，不必输血。

　　手术只是第一步，患者还需要克服排异等多重难关。夏强和同事们建立了一个术后管理网，从门诊到随访都亲力亲为；医院还出资成立了上海最大规模的移植俱乐部，每年春秋两季各搞一次联谊，患者间交流康复心得，彼此鼓励。

　　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完美。

　　只求问心无愧

　　小儿肝移植，每个病例都是一个辛酸故事。有的病人家庭几乎倾家荡产，辗转多地，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求助。

　　但手术总有失败。夏强说，看到病人家属难抑的悲痛，心中不免怅然若失，觉得辜负了期望。有的家属不了解，迁怒于医院，上法庭控告失责，他还不得不应诉、申辩，其间更添几分隐痛。

　　但他问心无愧。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心全意，反复斟酌方案，力求最大成功几率。

　　他厌恶红包。红包能收得下去么，不是喝病人血么？曾有病人家属拜访，走后在桌腿旁留下个塑料袋，装着10万元。如果确实不缺钱，不如捐给慈善，像爱心妈妈机构，经常到医院来看望病人，一次资助10几万元，能帮多少人啊。

　　他尽力为病人省钱，使用有效又相对价廉的药物。除去供肝，全部费用只需10余万元，属上海最低。

　　世界总是不完美的，疾病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我看到的，却多是不放弃不抛弃，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母亲为孩子捐肝，义无反顾；妹妹为***捐肝，瞒着即将结婚的男友捐赠器官其实风险很大，有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亲情得到完美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