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合作10年破壁之旅――长三角大融合专题报道之一

　　如果从1997年第一次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算起，长三角的区域合作经过了10年漫长的道路。在这10年中，长三角经济协调会，这个被专家们誉为“中国最好的区域合作方式”，缓慢地推进着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融合。尽管每一次推力与阻力之间的较量是十分艰难的，但最终都推动着整个区域的发展、变革和融合。

　　机构推动化解分歧

　　从谢景文的办公室，看得见外面翠绿的花园，这位宁波市政府驻沪办事处副主任，出生在上海，如今落户宁波，却又从事着宁波和上海的联系工作，她的经历，简直是长三角地区血脉亲密相连的缩影。

　　地缘和血缘相近的长三角，合作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不知情的人曾困惑地说，自己看到的长三角一体化，一是货物通关一体化，货物运出工厂后，如果跨省出口，只需办理一次申报手续；二是申请了某种套餐后，在长三角区域内手机不算漫游。

　　这两个看得到的“一体化”，背后有着共同的因素。前者是海关部门统一布署，后者是企业内部行为，都由一个机构推动，把分歧化解为内部利益平衡。反观长三角城市群的合作，平等主体出现的分歧，大多在于难以协调的地方利益。

　　“当时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出现，就是希望为各城市处理周边关系提供一个平台。”上海市一位曾参与组织了第一次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姓陈的官员说。

　　琼花见证合作进程

　　这位姓陈的官员语言中充满诗意。他提到10年前的烟花三月，在扬州召开第一次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最鲜明的记忆，是那一大盆琼花。

　　“我坚持要在会议圆桌的中心放一盆琼花。”这种做法，当时有人不理解，他的解释是：人人都说琼花盛开难得一见，连琼花都看见了，那么长三角城市群合作的困难一定也能解决。

　　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合作，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合作的使者”，是上海“星期天工程师”，利用休息日到外省市乡镇企业指导生产。而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各地合作交流机构开展越来越多的合作。“大家逐渐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不能光是协作系统的‘小打小闹’，需要由市长层面的官员牵头。”这位官员回忆当时的情况，上海提出这个设想后，所有的城市都兴致勃勃。

　　“一开始，经济协调会的成员中，并没有宁波的名字。”谢景文说，当时的宁波市领导带着录像带去“游说”，争得了在协调会中的席位。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宁波经历过两次与上海合作的高潮，到了90年代末，宁波越来越发现，港口、交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都需要“拆围墙”，和其他城市合作。“参加经济协调会，除了和上海合作，还得到了和其他城市合作的机会。”谢景文说。

　　地方利益制约发展

　　如果从地图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组成的“Z”字，就像一只张着翅膀的大鸟，地图上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线条，就像是大鸟身上的动脉。在全中国所有的区域经济体中，长三角高速公路网是最发达的。

　　但是，地理交通上的便捷，并不能立即催生管理、制度的一体化。长三角城市群的合作，在经济协调会之后，产生了各种层次的会议，包括三省（市）座谈会、“15+1”城市市长会议、具体合作专题联席会议等。尽管专家们称赞这是“全中国最好的区域合作方式”，但每一具体合作项目背后推力与阻力之间的博弈，颇让人无可奈何。有些经历过合作的工作人员说：“即使参加合作了，但各城市积极不积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在前几年的一次经济协调会记录中，一些城市的政府官员直言不讳地指出，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应避免“联谊性”，真正成为“协商的机制和协商事务的平台”。

　　区域合作的有些方面为什么难以推进，政府官员和专家们都提到了行政区划。现存的体制，使得城市管理者在合作之前，先考虑自身的利益。不愿放弃招商引资的利益，所以区域产业无法整体布局；不愿放弃本地企业优先的观念，所以需要合作开发的项目无法进展……

　　体制转型冲破壁垒

　　最早参与长三角合作的政府官员，有些如今已是满头白发。回顾这10年间走过的道路，大家颇有几分感慨。10年前旅游合作项目刚启动，各地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都设立了重重“门槛”。而如今，按市“旅委”国内旅游促进处处长赵梦柳的说法：长三角的旅游管理部门亲密得像一家人。

　　10年前，长三角的城市都有这样的感受，想合作，可是周围全是围墙。如今，壁垒虽然依旧存在，但是能制订专题合作，执行共同的标准，甚至能构想未来合作的机制，这些，在1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说法，正如不少专家在各个场合表述的―――现在虽然不能预测区域一体化什么时候能达到，但是我们正努力向这个方向推进。

　　上海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远景有着美好的描述―――居民身份平等，凭一张社保卡可以在长三角各城市里享受医保、低保；政府规划产业发展，从整个长三角布局……“经济、社会的各类资源在区域内统一配置。”他说。

　　郁鸿胜认为，前面10年的合作，是人、财、物的要素合作，而随着体制的转型，必然从要素合作过渡到制度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用制度冲破行政壁垒。郁鸿胜认为，上半年即将出台的长三角区域规划，确立的将是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三五年以后会感受到规划的深远影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