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远去的士大夫――追记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二三事
朱维铮教授 (资料照片)
3月10日15时52分,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76岁。
朱维铮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同时,他也是史学教育家,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不懈探索真理。
说到朱维铮,普通人偶尔能从电视、报纸上看到他对一些史学观点的犀利批驳与阐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乾嘉学派的传人,也曾是话剧社的台柱子,是校百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是许多人公认的最严厉的老师。70岁前,他骑着破自行车的悠然身影,也曾是校园里一道独特风景线士大夫三个字,是来自友人、同事、学生对他的共同印象。而这位士大夫,昨天已然远去。
为学犀利
朱先生的学生李天纲如今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仍记得老师对于经学研究的表达。1960年代,经学几乎成为绝学,朱维铮协助老师周予同一起,整理了大量经学史著作,并编辑成书,成为许多高校历史学的必备教科书。曾有人问朱维铮,为何在绝大多数人鄙弃经学的年代执着投入?他用非常极端的话语来回答:如今经学好像粪便一样令大家避之不及,但即使是粪便,也要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它到底是什么!
几十年后的今天,以经学为主体的国学似乎又成显学,更在年轻人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朱维铮却依然保持一份冷静。在他看来,在该领域花费光阴,并不因喜欢它,迷它,而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对象,你必须正视它,并加以研究。
对于如今国学的通俗化普及,朱先生同样有自己的观点,同样语出惊人,不留情面。有学者在讲解论语时常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来形容其重要性。朱先生又要追根问底:这话出自宋人笔记,是北宋一个不学无术的权相赵普所言,主要为了辩护自己不读书,向宋太宗说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才有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他说:历史文化的传播从来是有层次的。作为研究者需要关注的,一是文本的清理,二是历史事实的清理,譬如孔子活了73年,他这73年是怎么一回事,需要弄明白。
床边授课
学生坐在老师床边与老师交流,在今天看似不可能的事,却是朱先生的平常事。
1980年进校的杨志刚难忘去老师家***请教的情形。原来,朱维铮习惯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才休息,常常一觉睡到中午。于是,杨志刚和几个同学就常常中午跑到先生楼下呼叫,有时候叫一声他就下来了,有时候他还没醒,我们就多叫几声,先生总会下来开门,把我们让进卧室,或者面对而坐,或者他躺在床上,我们在床边,想到什么说什么。话题天南地北,包括如果有了10万元你们打算怎么花、墙上这幅画,大家都来说说。杨志刚感慨,我们那个时候还有福分能够到老师的床边,在老师的卧室里当面跟老师说话,遗憾的是,当年的很多情景现在是不可能再现了。
我肯定是严师
朱维铮先生的考试是个传奇学期刚开始就给出100个史学问题,要求学生任选其一,交千字以内的文章,期末考试时结合文章进行5分钟面试,就此定下期末成绩。这在当时的大学教育中几乎可称唯一。当时曾有学生实在难以在千字以内表述完观点,遂用文言文来写这篇作业。他教过的最后一届本科生、1997级历史系方明仍记得老师的自夸敢这样考试的老师,那一定是好老师。
1986年学校里开了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会议,按照惯例每个人都要写会议纪要报告,写出自己的观点心得,写完后交给朱先生批改。几天后拿回稿子,所有学生、老师都傻眼了:几乎每个人的文字都被用红笔编辑修改了三分之二左右。很久以后,朱先生向同事吐露心声,你们真的不要怪我这样划,过去我的老师就是帮我这么改的,改了几次以后,文章就会变得好起来。写文章,四个字很重要:陈言务去。
我不是名师,但我肯定是严师。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但是严师还可以出一些。如今,更多人记得了他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