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是阿拉亲戚记上海对口帮扶云南工作

　　似乎永无尽头，车子总在山高林深中盘旋，而我们的眼泪亦止不住在眼眶中打转―――经历过进入苦聪山寨那来回6小时、让你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的颠簸，你才能体会车子行驶在水泥平地上的幸福；尝过希望小学里的孩子们那一天仅三毛钱的饭菜，你或许再不会嫌城市里的红烧肉太肥，可乐太甜。

　　我们上海媒体赴滇采访团的行程没有事先通知当地，但所到之处，当地百姓们还是放下锄头，扶老携幼，聚集过来，拿出最好的东西款待我们。自家没有糯玉米，忙问邻居家借，堆得如山一般高；没有热水瓶，现场就劈柴烧水，用黑糊糊的碗倒水，一碗接着一碗……而在许多由上海援建的白玉兰扶贫开发重点村，那些七八十岁、还不太会讲普通话的老人也跌跌撞撞挤过来，为的是竖起大拇指对记者们说一句―――“上海人，是阿拉亲戚！”

　　一种智慧的搀扶

　　这里的贫穷，超乎想象。在德宏州，因为缺乏抗击“摆子”（即疟疾）的能力，解放以前德昂族无奈从田间水头步步迁往山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此再没下过山，只会用树枝、竹片盖房；在思茅苦聪山寨，山路窄得碰上泥石流便没了路，我们的车一转弯，大半个车头悬在半空，如果遇上会车，最困难时要倒车10公里……就在这绵延无绝的深山中，许多尚未脱贫的人依旧过着人畜同饮一水、共居一室的日子。他们见到百元纸币会放在日光下照一照，不是怕假钞，而是从未见过这种面值的钱。

　　可在他们的眼神中，看不出妥协。正如上海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主任费金森所言：“他们并非不想改变命运，他们需要的是一双搀扶的手，一股帮助他们站起来的力量”。

　　但搀扶，最终是为了放手，最终是为了培养当地百姓们独立“行走”。记者在各个采访点上看到，上海对口帮扶云南这10年，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一种智慧的搀扶正被当地百姓和扶贫干部们津津乐道―――在文山州迷洒白玉兰重点村，这里的农民曾把养猪称为“零存整取”，因为过去每家最多只养一头猪，为的是过年一顿“杀猪饭”。上海的援助项目及资金进村入户后，为村里300多户农家建好了猪厩、沼气池、厕所“三配套”工程，购好了生猪苗。这样一来，一个“微型循环”便在村里产生了―――因为有了沼气池，村民们再不必上山砍柴烧火，而为了保证沼气每日供应充足，每户至少要养四头猪（沼气池以猪和人的排泄物为主要原料）。由此，在既解决能源又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村里的养殖业也被带动起来。村民们开始明白，原来自己仅有的一些资源还能如“滚雪球”般生出效益来。眼下，在上海的智力和资金支援下，每家每户还种起了烤烟，有的一种就是五亩、十亩。记者随机采访一位农户，想不到他开口就很专业：“咱这庭院经济，也要讲究规模效益！”

　　思茅市普洱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在这里养奶牛，曾被认为不可思议。然而，从上海金山长途跋涉而来的优质奶牛，如今已被当地捧为“金牛”、“摇钱牛”。上海援滇干部谭巧根告诉记者，当初，金山5头奶牛运到普洱县来试养，这些牛还“不情不愿”，非得用金山话叫它们“下车下车”才就范。可两年后的今天，5头奶牛已扩大到117头，当年“第一个吃螃蟹”的农户李田祥已经当上了农户们自主成立的奶牛协会会长。见到记者，李田祥俨然一位新闻发言官：“由我们协会与牛奶公司谈判，商定到2007年止，牛奶统一收购价为每公斤2元！这样，农户们的稳定收益就能得到保证了！”问李田祥，每头奶牛的价格为2万元，这一大笔启动资金谁来掏？李田祥回答得干脆：“上海金山区援助我们的400万元资金中，有230万用于购买奶牛，170万用于购买设备，奶牛的本金每月从我们供应的鲜奶中抵扣，所以我们一点风险都没有，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牛’！”

　　一份“计划外”的感情

　　得益于上海“开发式扶贫”的理念，悟出些市场经济门道的村民们开始脱贫奔小康之时，另一种改变也正悄然发生在上海援滇干部们的身上―――

　　来自杨浦区大桥街道的朱纯静，是上海第五批援滇干部，能说一口流利的云南话。在思茅苦聪山寨，他指着漫山遍野的蚕豆说：“这就是你们上海人喜欢吃的五香豆……”

　　无独有偶，来自长宁区新泾镇的毛国伟也被爱人称为“两地人”，不仅因为他每每说起他对口的云南红河州时，都要以“我们红河州”来开头，还因为每次回沪探亲前，他都急吼吼地将返程机票买好，惹得爱人老不开心。

　　来自南汇区经委的董军还记得2005年5月28日他在文山流下的第一场眼泪。那天，刚到任文山州州长助理一职的他，马不停蹄赶到广南县连城镇革者小学调研，一进校园，“好男儿”便懵了―――教室没有窗，只有窗框；房子有顶，但房内孩子抬头就能见着天；所谓桌椅，不过是砖头加木块……董军说：“我当时就感到，扶贫工作的责任太大了，我要发挥个人优势，多做实事。”董军到云南挂职一年半来，南汇区计划内的帮扶资金是600万元，而通过董军穿针引线所实现的“计划外”资金，就达到300万元，已建或在建8所“计划外”希望小学。

　　上海援滇干部们的“总领队”费金森告诉记者，事实上，来自上海16个区及上海市政府总共18位援滇干部，无人不在为“计划外”奔忙着。来自徐汇区的岳云翔，听说一位老板朋友要到大理花20万元买尊佛像，立刻就动员这位老板：“同样是积德，你这20万，不如到云南盖一所希望小学。”为了这份“计划外”的感情，有些援滇干部把健康也透支了。毛国伟左眼视网膜脱离，手术后，他又现身红河，医生关照要静养半年、不能提重物、不能吃辣等，统统抛脑后了。他总是笑笑说：“没办法，在云南，咱们没有‘孽债’，却有情债啊！”

　　一种超常速的收获

　　据了解，上海目前以每年160个―170个“整村推进”的速度对云南进行帮扶，但相比于国家及云南省对云南扶贫工作的投入，上海的帮扶资金还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上海的帮扶资金必须体现“动真情、办实事、求实效”原则，资金用在刀口上，发挥最大的效应。

　　由上海方以开发式扶贫方式在1997年援建的红河“沪滇合作农业示范基地”，就是发挥“以点带面”效应的明证。这个后来被当地人唤作“上海滩”的示范基地，彻底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种植观念。他们惊讶地看到，示范基地的“联合国种猪”一窝就能下30多头小猪。他们更是恍然大悟，原来冬季抛荒的土地照样能种植经济作物，若像过去那样只在春季种一季水稻求个温饱，实在是“亏大了”。仅在红河州蒙自县，由“上海滩”推广种植的冬季辣椒一年就种了近2万亩。因为规模效益初现，浙江的农民经纪人主动前来收购。眼见“上海滩”已提前实现预定目标，沪滇双方共同决定，“上海滩”提前四年交由红河蒙自县当地自行管理，由原蒙自县农林局局长龙云波担任示范基地负责人。龙云波告诉记者：“2003年刚和上海‘脱钩’时，心里真叫诚惶诚恐，好在现在公司能自负盈亏了，员工每月工资能按时发放。”

　　文山州扶贫办副主任高起刚目睹沪滇10年合作，也很有发言权，他说：“最早的时候，上海援滇干部下乡，我们必须帮他到学校里找翻译，因为只有学校里的学生会说普通话。现在不同了，上海帮扶的许多白玉兰重点村中，老百姓通过产业脱贫过上小康生活，家里装上了卫星电视，跟着电视学会说普通话！”果不其然，在文山开化镇黑卡二组，村民魏自香见到记者就“自来熟”，凑上来说：“侬来了。”然后，他又兴致勃勃跟记者聊起了上海体育明星姚明和火箭队。问他“上海亲戚来了之后，觉得村里变化大不大？”魏自香忙答：“大得很，猪、马不再随便拉屎了，村民们的垃圾也不再随便扔了。上海援建的水泥路直接通到了村口，逢到下雨，也不担心出不了门了。通过这条路，信息畅通了，老百姓越来越有经济头脑，会将田里多出来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而不像过去，任由它烂在地里……”魏自香还在滔滔不绝，一旁的男青年突然就插了一句：“最大的变化就是，咱有钱了，讨媳妇方便了！”

　　回顾沪滇10年帮扶，红河州州委书记罗崇敏深有感触：“对口帮扶，表面上看是一种物质和经济现象，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现象，上海所留下的，远不止那些希望小学、白玉兰开发重点村、科技中心等等，更多的是传承了一种文化精神，注入了上海元素！”

　　相关链接

　　完善对口帮扶长效机制

　　上海市合作交流办领导透露，“十一五”上海合作交流和对口支援规划，已被列入上海整个“十一五”规划之中。上海帮扶将继续体现“动真情、办实事、求实效”的指导思想，着力完善对口帮扶长效机制，继续遵循四个坚持原则，即坚持面向贫困地区，将帮扶重点牢牢瞄准在文山、红河、思茅、迪庆四个市、州的26个重点县上；坚持项目进村入户，以贫困村为主战场，80％以上的帮扶资金全部落实到村；坚持在改善贫困人口基本生产、生活、医疗、教育四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着力提高贫困乡村的自主发展能力，通过“造血机能”改善人的素质；坚持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探索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相衔接的路径和经验。

　　对口帮扶10年来，上海将80％以上的资金用于“整村推进”，其余资金则用于援建科技、教育、卫生设施等，保证每个市、州都有三个中心，即劳动力培训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和科技中心。此外，上海的扶贫资金，还用于加强对云南当地人力资源的培训，如2000年由市协作办牵头，上广电、教委、农委、卫生局等12家单位联合发起的“白玉兰远程教育网”，运行6年来，已在云南当地教育、农业和卫生系统拓展了800多个接收点。目前，“白玉兰远程教育网”的教学点正进一步向村一级延伸，旨在加强对劳动技能和农业技术、劳动力转移、增强农民进城务工能力方面的培训。

　　今后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工作，将在增强云南当地“造血功能”的基础上，加强对云南产业帮扶的力度，加强扶持能够带动当地特色产业的龙头企业，化示范效应为规模效应，让更多的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