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是谁但知道你为了谁交大党员寻访记

　　说实话，从一开始，我们心里并没有底。这位“交大党员”，已在一次次寻访中始终保持神秘长达10年之久，就连刚刚获评的“中国慈善人物”，也是缺席颁的奖。之所以还要去找，是因为许多读者的关注，更是众多受捐助者希望见上一面的心愿。

　　没想到，这一路寻访，竟寻来如此之多的“疑似”……

　　最大的“疑似”，是他？

　　11年了，这位汇款单始终只留名“交大党员”的神秘捐资人，累计向市慈善基金会捐款19.1万元、向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2.98万元、向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约7万元，总计已超过29万元，其数额或许不算最多，但其匿名之长久、身份之神秘，堪称沪上独一无二。

　　是他，还是她？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是一群自发者，还是一个党支部？多年来，多少次寻访，均不得而知。

　　唯一的线索，是汇款寄出地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应该见过。可所有的线索，也就仅止于此。曾有一邮政局工作人员问了对方一句，结果就再没见此人来过。

　　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这一次的寻访，还是首先一头扎向邮政局。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终于有工作人员依稀记起，最早在1996年8月第一笔汇款起的那几年里，经常出现的汇款地之一，是位于徐汇区的长桥邮政所。

　　长桥？所在的长桥新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村，茫茫成千上万人。

　　记者辗转设法找到当年曾在该所工作过的吴伟。她从1997年10月起就开始注意到这个经常来汇款的“交大党员”了。吴伟还记得很清楚：“他大概50多岁，身高大概1.72米的样子，不胖也不瘦，穿得也很朴素，一眼看上去很朴实。”

　　最让她记忆深刻的是，这个人非但从不留真名只留“交大党员”、从不留家庭地址，而且“从来不说话”。吴伟记得：“那时我们的汇款单是放在柜台上随便拿的，他大概每次都会拿好几张在家先填好，一个月左右来一次，每次来的时候就递上已经填好的汇款单，再递上现金和1%的汇费，拿了收据就走，不说一句话，整个过程就三四分钟。”

　　那时候，吴伟与爱人也通过慈善基金会捐助了一位青海的贫困学生，就想和他聊聊，于是有次办完手续后就问他：“你是资助一个人还是好几个人呀？”结果，“这个‘交大党员’笑了笑，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更进一步的猜测是，这可能是一位老师。但仅有的理由，也只限于“他皮肤比较白，又戴副眼镜”。另一位工作人员沈玉兰注意到，“这位老师字写得规整、漂亮。”

　　11年来，从不间断向3家机构持续汇款捐助的“交大党员”，会不会就是这一个人呢？

　　线索在长桥就断了―――近几年，“交大党员”再没在长桥邮局出现过。

　　另一个当时曾出现过的汇款地点：长宁区新华路邮政局，近几年，当班营业员们也再没人有印象。

　　但署名为“交大党员”的捐款却从没断过。据市慈善基金会前宣传部长徐崇仁介绍：“这位‘交大党员’在1996年给我们的汇款每次是三四百元，1997年增加到每次1000元，之后每年从不间断，最近的2006年，每次都在3000元左右，一年就捐了6次。”据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高燕介绍：“这位‘交大党员’最早在1997年6月2日给我们的汇款是1000元，之后每年从不间断，2002年以后捐款增加到每次3000元，最近一次是2006年6月5日，捐款3000元。”据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朱先生介绍：“这位‘交大党员’给我们最早的一笔捐款是1997年1月的1000元，之后每年从不间断，高峰时几乎每一两个月都会捐款1000元到3000元，最近一次是2006年5月捐款1000元，至今已捐款35笔……”

　　3家机构都直到2006年还有这位“交大党员”的捐款。由于汇款都早已领取，各慈善机构只留有捐款收据，记者只好直接找到了专门负责市慈善基金会领取各方邮政汇款的卢湾区丽园路邮政局，请他们帮忙查询最近一次“交大党员”的汇款地。

　　5分钟不到，工作人员的回电来了：这位“交大党员”最近一次在2006年12月2日的汇款地是―――徐家汇邮政局。

　　立即联系徐家汇邮政局。一查，当时经手的营业员小陈正轮休。手机拨通后，对方一听就说：“当然知道啦，我在这工作3年，每隔一两个月都要见这位‘交大党员’一次。他是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士，中等身材，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常穿墨绿色或灰色的茄克衫，每次都将填好的汇款单和现金递给我们，不怎么说笑。开始我还会问他家庭地址，后来他从不填，我也就不问了……”

　　这个描述和长桥邮政所吴伟的说法基本一致。

　　看起来，目前最有可能的，就是“他”了。

　　一看照片，就是他！

　　“他”是谁？男，五六十岁，戴眼镜，中等身材，穿着朴素，不太说笑……带着这些仅有的线索，记者找到交大。

　　去了才知，“交大党员”的名声，在校园里这么大。随便拦住几位同学，一说都知道。

　　去了才知，“交大党员”的寻找，曾经如此大规模。当年任校精神文明办副主任的钱天东回忆：“我们在校园橱窗里办了一个展览，‘一个交大党员的情怀’，展出收集到的‘交大党员’各类捐款单、捐款证书等等。又在所有院系、老干部处、工会、组织部等处广泛打听，师生们热心提供了很多线索，谁一贯热心啦，谁经常捐款啦，谁谁谁比较像啦……”

　　去了才知，“交大党员”的身影，竟然有如此之多的“疑似”。其实也不仅是党员，还有许多令人敬重的老教授。比如，张煦院士，他平时生活极其简朴，粗茶淡饭，却把自己所有的院士津贴拿出来，设了一个奖学金，资助家境贫寒、成绩优秀的学生，当年这个奖学金的总数就已达16万多；比如，杨院士，他不仅平时热心公益，常给慈善基金会捐款，还与中船总公司等单位共同出资15万元，设立“杨造船教学基金”，部分专用来奖励学业优秀的学生。比如，再比如……

　　一时间，线索频频。然而要么年龄太老，要么不戴眼镜，好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无法确定。

　　最终的突破是一条线索：笔迹，一张张汇款单上的笔迹。

　　都是用黑色铅笔写的，都是一笔一画，都是字迹很工整很内秀。最最重要的是，对照了签字记录，目标基本锁定在了一位老师的身上。他一贯为人低调，性格内向老实，的确是不太说话。再请长桥邮政所的吴伟来辨认照片，一看，就是他。

　　不过，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以为，这个人经济条件应该不错，但现在基本确定的这位老师，只是一位工作勤恳的普通老师，穿着非常朴素，妻子已经过世，女儿刚刚工作，经济条件非常一般，当时月薪也就1000多元。其所在院系老领导说到这位老师就用了四个字：“极其简朴。”

　　“但他平时也很热心，人缘不错，在每一次校内组织的捐款中都表现积极。”钱天东说：“我们猜想他一定是省吃俭用，将工资以及科研奖励省出来捐款了。”

　　是“他”？不是“他”？钱天东最后说的一番话，让我们分外感动―――

　　“我们并没有向他本人证实过，学校里知道这事的也只有几个人。我们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不想给他造成压力，让他保持平静的生活。希望媒体也不要去打扰他。”

　　我们的追寻，就此打住。

　　“交大党员”，您看到了吗

　　但感动无法停止。

　　长桥邮政所的营业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当看到这位“交大党员”进门时，“我们都特别敬佩、尊重他，对他特别客气。”

　　交大校园里，记者随机采访的材料学院大四学生小李，一番话平静而又感人：“学校有这样的人让我很骄傲，但一点都不奇怪。我就是一个贫困生，大一、大二的时候，一直领取我们学院的博爱助学金，这个助学金就是一对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教师夫妇捐赠的。我一直想当面感谢他们，但后来也想通了：好好学习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回报。”

　　一位神秘的“交大党员”，一次特殊的广泛寻访，让人文学院研究生董少校蓦然发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的“交大党员”：“不久前，我听说校报的陈老师多年来一直在结对帮助贫困孩子，但这个平时性格豪爽的陈老师从没提过一个字。还有，去西部支教的学生，我身边就认识4位，他们同样很少向人提及。我们交大还有个临终关怀志愿者协会，志愿者们风雨无阻，每周坚持看望、照顾临终前的老人们，数年如一日，他们更是从不到处向人表露……”

　　“交大党员”们的身影又何止在交大。市慈善基金会徐崇仁记得：2001年6月，曾一个月连收4张汇款单，每张金额1万元，署名都是李建民，地址都是瑞金一路151号，好几位工作人员按图索骥找到向明中学和旁边的前进大厦以及几个店铺，结果却均是查无此人。“还有个化名叫‘仁义缘’的人，从不留地址，从2003年开始给市慈善基金会汇款，每次捐款五百上千元，坚持至今，几乎每个月从不间断。”同样，在市希望工程办公室随便一问，就有一位署名叫“东方俊”的人，从2000年8月起一直汇来捐款，迄今已有60多笔总计5000多元，汇款地址写的是东方航空公司，可捐款证书寄去，却从来都是“查无此人”退回……

　　交大工会主席张增泰说得好：“在人人互爱的氛围中，产生一些杰出的爱心人物和事件，决不是偶然。”交大老干部处处长吴玉英说得好：“学校离休干部暗中资助学生的不少，‘交大党员’找不找得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思想境界。”一位匿名的交大研究生在寄给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的汇款单留言栏里说得好：“除了必要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把多余的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或许，最能让“交大党员”快乐的，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事―――

　　受他捐助6年之久的上海首位盲人研究生詹佳，毕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出了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希望将爱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交大党员”，您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