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的长三角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一届文化讲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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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3日发表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说：实现欧洲一体化，我们将从一个文化的欧洲开始。
8月14日，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新华社长三角新闻采编中心合办的文化讲坛“聚焦长三角”专场，正是以苏浙沪三地学者的妙论，演绎了文化视野下的一次长三角聚焦，憧憬着一个文化的长三角。
以文化的方式聚焦长三角，有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穿透历史的深邃，有社会学家宋林飞评点苏浙沪三地文化特点的独到，有经济学家史晋川人文关怀的温暖。
本届文化讲坛，在嘉宾主持―――新华社上海分社总编辑、新华社长三角新闻采编中心主任慎海雄知性而不失幽默的“穿针引线”下，嘉宾们的讲演和台上台下的对话，围绕着“区域发展与文化动力”这一主题，深入浅出，引人思考。
历史地理学家的深邃―――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
一登上文化讲坛，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就笑着“宣布”：我出生于浙江南浔，今年是我“移民”上海50周年。
亲切的开场白，引发了台下不少新上海人的微笑，立即对其《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的演讲题目有了一种具体的感知。
身为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对上海文化的源流颇有研究。他认为，上海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上具有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优势，出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租界，一个是移民。前者虽然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但在客观上对新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上海文化的真正形成，却是依靠了后者―――人的互动交流。
随后，葛剑雄对上海文化的各方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苏浙地区的移民提高了上海的人口素质；广州的涉外人才来到上海，南京路上四大公司都系广东人所有；在机器制造、矿产上颇有擅长的湖北人，则推动上海矿业、制造业的发展；犹太人在上海经商，诞生了沙逊、哈同等大亨；白俄贵族也有不少流亡上海，带来了他们的高雅文化……正是海纳百川，吸取各方营养，才造就了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
葛剑雄特别指出，当时上海尽管汇聚各方人士，但上海的人口绝不是只进不出。以数字为例：上海人口流动最高峰时每年约迁入50万人而迁出的人也有45万以上。“有进有出”，说明上海的文化既有集聚能力，又有辐射能力。人口的双向、多向流动，构筑了良性的循环交流，在此过程中，长三角地区的整体水平被推向了更高的高度：“我举一个大学的例子，当时复旦以新闻、心理学专业见长，交大以工程学出名，同济的医科、土木工程是特色。而当时上海周围的几所大学也都各有千秋。比如苏州东吴大学，是代表中国法学最高水平的高校；又比如浙江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有40多位院士。又比如无锡国专，很多国学大师都是在那里受过训练的。”
1958年，体制以外的人口流动停止了。改革开放后，这一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流动让上海焕发出新的文化活力。当今，资讯越来越发达，交通越来越方便，文化的交流似乎没有阻碍。然而，葛剑雄认为阻碍文化交流的因素依然存在。如何减少行政区划、单位所有制对文化交流的不利影响、消除人口“有进无出”的思想误区，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解决的问题。
社会学家的独到―――
长三角需要文化需要优秀文化需要个性文化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教授很感慨：跑到上海这样的“大码头”来谈文化是需要勇气的。但“区域发展与文化动力”的主题吸引了他，引发着他的深深思考。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他以“长三角需要文化，需要优秀文化，需要个性文化”这一递进句，表达了自己的恳切心声。
上个世纪70、80年代，长三角地区出现了“苏南模式”，80年代出现“温州模式”，90年代出现了“浦东模式”，均为经济率先发展的创新典型。在21世纪，长三角如何才能实现持续率先发展？宋林飞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文化推动，其中，文化自觉尤为重要。
推动长三角协调发展，是当前三地的共同责任。当被问及“苏浙沪三地在各自发展方面创新性很强，但是在区域协作方面创新不够，原因在哪”时，宋林飞坦言：“原因就是在体制、机制里。大家都把本地的GDP看得很重，所以大家都追求本地的政绩，容易产生协作不够的问题。我们应该改变一下评价机制，把长三角的共同繁荣作为我们的评价机制之一。”
不仅在经济层面是如此，在文化层面上，长三角同样需要深层次的文化要素的交流与融合。在宋林飞看来，长三角地区存在着文化差异，但这差异正在缩小。长三角地区应该求同存异，加快发展“长三角一体”的文化观念。突破单位与条条块块的局限，共同培育区域创新文化，是建立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
演讲开始前，嘉宾主持慎海雄介绍其“常年来执着地为调控房价而呐喊”，而临近演讲尾声的一段话，则让观众感受到了宋林飞的坦率和正义：“陈云同志倡导领导干部‘踱方步’，多思考战略性问题。但是，现在许多领导忙于迎来送往，不读书少思考，哪有文化。只有搞清楚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政府才能够为市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适时适度干预市场，解决市场存在的问题。强文化，这样才有真正的强政府、强市场。”
经济学家的温暖―――
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
8岁前随父母在苏浙沪都待过，后来定居浙江杭州，又在复旦大学念完硕士、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教授笑称：“我对苏浙沪应该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对于经济学家的身份，史晋川也有着自己动情的表白：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家大都只拥有一个会计算的、理性的、冰冷的心。其实，经济学家是很重视文化因素的。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此次登上文化讲坛讲文化，史晋川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一位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温暖”。
以文化的视角关注长三角的发展，他选择了“商帮文化”来切入。“如今，屏幕上充满着晋商和徽商的人物和故事。各个地方政府、文化界人士及媒体也在竭力打造本地区的新一代商帮的形象。当人们身处在这样一股有关商帮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热潮之中，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得不用自己的理性来提出一个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中，商帮文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是动力还是阻力？”
史晋川引经据典，以11世纪地中海地区两个族群的商人的故事，说明商帮由来已久：“在11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活跃着两个著名的商人群体，一个是马格里布商人，一个是热那亚商人，他们从事相同的职业―――远程航海贸易，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如何选择代理商和利用何种机制来制约代理商？马格里布商人的解决方法是寻找同族商人作为代理商，动用马格里布这一族群的社会网络，也就是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作为契约实施的保证；而热那亚商人则选择非热那亚商人来作为贸易代理商，制订了一套广泛的契约登记和实施的法律制度，建立了法院，调节商人之间的贸易冲突。”
为何在同一个地区会发展出两套不同的制度？答案是：经济制度必定与文化信仰能够相容。“商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生出不同的经济制度或契约的执行方式。马格里布商人信仰集体主义文化，采取的制度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为核心纽带、一种人格化的交易方式。热那亚商人信奉的是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文化信仰的支配下，他们发展出一套能够以法律制度作为有效运行基础的交易方式。”
分析商帮及商帮文化，史晋川认为其中有很多好的经商理念和好的经商方式，但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和人格化交易为特征的商帮文化也存在着其负面的影响。例如，商人可能将政府官员纳入到三缘关系和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主的人际网络当中，导致政治腐败的出现。他认为，脱离了法制的建设，脱离法律制度的确立以及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主导地位的构建，而一味去谈论、宣扬或者弘扬商帮文化，是一种误读。
8月17日《解放周末》将刊发第十一届文化讲坛“聚焦长三角”专场实录，敬请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