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研究与科学发展观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开幕式书面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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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3日发表
中国***新闻办公室主任 蔡武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世界中国学论坛，如此之多的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聚会一堂，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学术盛举。借此机会，就中国学研究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谈三点思考。
一、中国学研究源远流长，推动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思考之一：中国学研究源远流长，它与中国的曲折历史同盛衰、共命运。今天的海外“汉学”、“中国学”与本土“国学”，相互融合、同时兴旺，推动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的进程。
海外汉学研究大约可以追溯到八百年前的马可波罗，甚至更久以前。当中国人对西方欧洲还不甚了了的十八九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就已经对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先哲引经据典、津津乐道了。19世纪末中国积弱积贫，西方的汉学也受到冷落。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战争以及后来的冷战时期造成意识形态对峙和往来隔绝，使海外汉学乃至中国学边缘化，而中国国内的国学研究也一度陷于沉寂，更不用说向海外传播了。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不断加深，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正在许多国家成为热潮。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学摆脱种种羁绊，走出传统书斋，成为世界范围的“显学”；具有悠久传承的“汉学”与基于现实关系的“中国学”正在出现交叉和融合的趋势。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需要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了解我们的昨天和前天，才能把握今天，走向明天以至后天。“国学”与“中国学”在海内外同时兴起，并非偶然。实际上，它又一次深刻地昭示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这样不可分割。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国的中国学研究逐步形成各自的特色。有些国家与中国拥有比较悠久的文化联系，现实的相互依存更使中国学在这些国家久盛不衰。那里的传统汉学治学方法的严格训练，与现代科学手段结合，使其研究成果更加厚重，更具有学术气质。有些国家的中国学研究虽然后起，但在近一二十年间发展迅速，研究层面和领域获得开掘，呈现跨学科的趋势，更具有现实性和战略性的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中国研究的涉猎范围之广，覆盖学科之多，成果价值之高，为历史各时期所罕见；中国学学者参与各国对华政策之深，功用性之强，也是历史上所无。这表明世界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是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倡导、推介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加速了。
二、中国的新形象，来自于中国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的联系和交流
思考之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通道，是中国了解世界如何观察中国的窗口之一，也是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深层次文化基础。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经说过，“为了中国，了解世界”。今天的中国学研究可以说是“为了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学研究追踪并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而且为世界经济提供着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空间。把握中国发展变化的趋势，就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这就是世界中国学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学研究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使其文化魅力得以保持五千年以上。各国的中国研究学者辛勤耕耘，使各国人民得以走进这座文化宝库，享受其中精神财富的价位。同时，中国人也借助于海外中国学的通道走近各国文明的彼岸。这就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相得益彰。在这样一个交相辉映的过程中，许多专家乃至于各国的人民都会日益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过去我们可能更加关注到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越深入接触，就会发现其实世界各种文明的多样性、独特性之中无不包容着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例如，科学、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这些共同的价值观的实现形式又是独特的，与各类文化、文明自身成长的主客观环境密切联系。
中国学研究保存和发掘了大量在中国本土所缺失的历史文献和信息，开创着研究中华文明的新路径新方法。研究中华文明，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搜索最为广泛的文献、文物和各种历史痕迹，例如，敦煌学、西夏学都是非常国际化的中国学的分支学科。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开发利用，迅速推进各国的中国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发展，中国学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世界文化多样化的空前机遇。
中国学研究不断更新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国际形象可以在大众媒体上传播，也可以借助于中国制造的商品扩散，还可以通过旅游和求学直接感受，更可以从体育竞赛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获得感染。但是，更深层次的中国形象是通过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而获得的。人们从儒学的“仁”与“和”概念中体会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从道家的“天人合一”理念中了解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规律认识；从《孙子兵法》中领会中国人的战略、策略和谋略；从中国几千年的盛衰荣辱中感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真谛。中国的新形象，既来自于中国学研究的深厚积累，又来自于中国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的内在联系和交相辉映。
三、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思考之三：研究当代中国，应当认识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研究中国发展观念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尤其是研究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独特现象，同时也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例如，当代学者们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问题、中国的“世界工厂”问题以及中国的软力量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中国发展最终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
发展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发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实际上在整个加速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切实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是走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老路，就会出现滥用资源、不顾环境、无限投入的严重后果，中国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对于国内的社会和谐与国际的持久和平都是不利的。我们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有些与制度、体制和机制不完善有关；有些与人的观念、素质和能力有关；有些与科学、技术、文化的水平有关；有些与国际环境、要素和体系有关。正是在不断总结我们自身改革发展经验和不断研究借鉴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在最近几年完整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在处于高速发展的有利情况下自觉提出的战略调整，其前提是对中国未来、对世界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其动力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概括地说，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对发展问题的总看法，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总方法，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总战略。科学发展观既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又把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注重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根据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目的上，中国将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布局上，将拓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均衡发展。在发展方式方法上，将着重发展教育和科技，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至于谈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基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近30年来中国的发展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和取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中国人民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的把握，乃至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所作出的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内政，也就是说，选择这条道路，决定了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构建一个将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程度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又是中国外交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将争取在一个更加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自己的发展，又将以自己的发展来推动世界的和平，我们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遵循和传播新的文明观、新的发展观、新的安全观、新的合作观、新的秩序观，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共同努力。
当然，把科学发展观付诸于实践、实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进行大量具体的、科学的研究。这也就为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遇，可以推动中国研究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更加证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致性，使中国学最终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相信，海内外的中国学研究是有生命力的、有科学价值的、有世界意义的。而为此付出毕生探索的各国学者是可歌可敬的。
正是基于中国学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功效，我们愿意开辟和支持这个世界中国学论坛，为各国学者提供学术沟通和合作的平台。通过合作、对话、批评与争论，促使海外的中国研究与本土的中国研究相互取长补短，以更加宽阔多维的理论视野和更加精细深入的实证分析，造就中国学的学术完整性，推进中国学的建构与创新。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中国学者应当充分地借鉴和利用国际学术资源，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绽放奇葩、结出硕果，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