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3位中科院院士新中科院院士倾听他们诸多感受

　　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设立的科学技术及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由此，每两年一次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总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12月27日，2007年度中科院院士增选工作落下帷幕。在29位新增院士中，有3位为上海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复旦大学赵东元教授、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段树民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张经教授。随着他们的加入，上海现有的中科院院士总人数接近百名。

　　解放日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走近3位新院士，倾听他们的诸多感受。

　　赵东元：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赵东元，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1990年获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吉林大学化学系理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8年，分别在以色列魏兹曼科学院化学物理系、美国休斯敦大学化学系、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材料系和化学系做博士后工作。1998年在复旦大学任职以来，一直活跃在介孔分子筛合成与结构研究的前沿。研究结果曾被《自然》、《材料化学》等国际权威杂志进行了封面报道，
　　

　　对于当选为院士，赵东元表现得谦虚而淡然。“当选院士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意味着我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科研方面进一步创新。”

　　“我就是一个造孔之人。”说起自己的研究，赵东元显得很来劲。“无论看到什么物体，我都会去考虑如何在其上打孔，制备另一种新型介孔材料。”他告诉记者，作为催化剂的介孔材料，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崭新材料体系，分为金属介孔材料（即常说的泡沫金属）和非金属介孔材料（如泡沫塑料和介孔玻璃等），在众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赵东元在介孔分子筛合成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17种新型介孔分子筛结构，都以复旦大学（FDU系列）命名。“我很感谢复旦对我的培养，是她给了我一支优秀的团队和一流的学术氛围。”赵东元说。

　　这位蜚声国际的科学家，“自曝”自己高中时偏科严重，大学时成绩也并不理想。对化学的痴迷和坚持或许是他成功的“秘诀”。“读大学时，凡是能在图书馆借到的有机化学书我全部看了一遍。”刚回国时，赵东元几乎每周工作80小时，为了灵光一闪的实验想法，常连续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里。赵东元说，“我其实谈不上什么远大理想，不过有一个信念：每天像小蚂蚁一样工作，日积月累后，就能得到丰厚的收获。”他一直教育他的学生们，做科研，就要不怕清贫、不怕辛苦，持之以恒，不断追求自己的信念。

　　虽是名教授，但赵东元没有架子，他鼓励学生与他多交流。复旦大学第一届“校长奖”获得者田博之是赵东元教授指导的学生，在攻读硕士研究生的3年期间，田博之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8篇SCI论文。“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一起探讨。有些同学往往在试验结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会气馁，害怕别人知道，可是，如果你不和别人交流，就永远也找不到实验失败的原因。”赵东元说。

　　赵东元主张，教师需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只要他在学校，每天晚上都要到实验室和学生交流。如果出国或在外地开会，则会通过打电话、写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答疑、指导。学生的每篇论文他都一字一字改过，达到他的要求才能投稿……尽管工作繁忙，赵东元仍坚持每年都给本科生上《基础化学》，“我要从本科起就培养学生，将来我的学生们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段树民：有用比有趣更重要

　　段树民，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安徽蚌埠医学院，1991年获日本九州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学习和工作，2000年初回国。主要研究胶质细胞参与神经信息处理的机理，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国际上首次阐明了大脑胶质细胞突触也具有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可塑性。
　　

　　在不同的场合，段树民被问过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留在国外一流实验室，却选择了回国做研究？对这类问题，人们总是下意识地去寻找充满激情的传奇，就好像段树民的前辈、刚刚去世的张香桐院士上世纪5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克服重重艰难，不计个人名利，回到祖国怀抱。

　　“其实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回国不一定就意味着放弃优厚待遇，或者经历什么艰难险阻……”段树民告诉记者，报效祖国当然是科研界很多“海归”的愿望，但从个人前途出发，回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研究环境得到改善，机遇很多，跟国外同行的交流也没有障碍，在文化认同上又有优势，为什么不回国呢？”

　　段树民至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回国以后、在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所实验室里诞生的：段树民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包括大脑胶质细胞对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的产生起关键作用、胶质细胞与神经元之间形成的突触联系也具有可塑性、胶质细胞溶酶体具有释放信号分子ATP的功能等重要成果，改变了人们对胶质细胞的一些传统认识。这些成果分别发表在《科学》、《神经元》和《自然细胞生物学》等国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并获2006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段树民出身于安徽蒙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下放过农村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时，当年考上安徽蚌埠医学院。“读书时，我不是学习最拔尖的那一拨。”段树民认为天赋固然重要，但坚持、投入和付出更重要。他说自己当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好医生，但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临床医学专业需要两年工作经验，就这样他选择了基础研究，一直走到今天。

　　“我并不认为当院士就一定很了不起。”段树民说，最近他回安徽参加了入学30周年的大学同学聚会，大部分同学都在当地基层医院默默无闻地做医生，但他们的工作在段树民看来非常有价值。“对社会有益、对人有帮助就能获得尊重。并不一定要当院士才行。”段树民说，如果不做科学家，说不定他也是一位很好的医生。

　　眼下段树民要承担新的角色：中科院院士。他告诉记者，神经所提供的科研环境和氛围是他事业发展的关键。他会继续留在科研第一线，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多出一些成果，给底下的博士生更好的平台。另外，院士身份能让他关注一些自己有兴趣但短期内不一定能出成果的新课题。“当然，我始终认为，科研成果必须对人类有用、有意义，这比‘有趣’更重要。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帮助人类认识脑的工作原理，对相关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张经：对经费“看得很紧”

　　张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88年获法国居里大学博士学位，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荷兰海洋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之后回国。在系统地研究中国河口中痕量元素与生源要素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浑浊河口的生物地球化学理论与物质循环模式。剖析了痕量元素与生源要素通过大气沉降向中国海的输运特点，为诊断大气沉降对西北太平洋边缘海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比体系。
　　

　　采访张经的同事、学生，大家都觉得，和他一起工作有“压力”，不仅因为他顶真、要求高，还因为他“抠门”。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他对申请到的每一笔国家科研经费都“看得很紧”，要让科研经费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绝不允许浪费、挪用。和他一起吃饭都比较“辛苦”，因为他总是连汤水都“一扫而光”，自己绝不浪费，也看不得别人浪费。

　　“我们的国家还不太富裕，有些地区还很贫困，如果我们拿了科研经费却做不出好的研究成果，将会对不起老百姓。”这位大牌教授首先对自己就很苛刻，从青岛前往舟山群岛调研，途中竟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一次去浦东开会，下了地铁，没找到公交车，他竟步行了近1小时找到会议地点；他请手下的科研人员吃饭，一向自己掏钱，不动用课题组的经费……

　　对科研仪器，张经无比珍视。一次，他带领研究人员开展黄海、东海航次的科学调查。晚9点左右，船上收到最新气象预报―――考察船正处在台风将要经过的路径上。张经要求大家加固实验室仪器设备，避免损坏。当时船舱温度高达近40℃，大家把价值百万元的“流式细胞仪”用绳索加固在实验台上。张经发现后，坚持要求拆下来装箱，把箱子固定在舱板上。他和大家冒着高温用绳索把仪器箱捆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觉得万无一失为止。第二天早上，科学考察船遭遇了11级的大风浪，船体剧烈摇摆，船上许多物品散落一地，而已被牢固固定的仪器设备未遭损伤。

　　海洋科研人员经常出海，在大风大浪中颠簸是家常便饭。大海的波涛与实验室的水滴，构成了张经的“水世界”。

　　2000年10月底，张经所在的科学考察船“东方红2号”一驶出青岛港，就被南下寒流伴随的大风大浪所困，每日风浪在7―8级。一般的航海船只此时多半已停航或是进入避风港。这种情况却令海洋考察研究人员“亢奋”，因为这是获得宝贵科学资料的大好时机。张经增加了观测内容和次数，并在颠簸起伏、来回晃荡的考察船上向波涛汹涌的大海投放测量仪器。其间，投放的深水采泥器尤其沉重，通常要反复多次才能投放成功，张经与同事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大海深处“探险”。

　　张经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午饭和晚饭，一般都在学生食堂解决。“这样节省时间。我们搞科研可能暂时在硬件方面还不如发达国家，但我们有聪明的头脑，可以花上比外国人多一倍、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开展研究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