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代表团审议机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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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2日发表
***机构将作重大调整，本次调整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通俗地说，就是政府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转移出去。这种转变，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行政效率，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3月12日上午，上海代表团分组审议***机构改革方案。
绿色GDP催生新部委
“太湖蓝藻暴发后，人们担心，黄浦江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环保事件。”从事环保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说，水环境是一个流动的系统，从上游到下游，每一段都得到保障了，整个水系才可能是“环境友好型”的。一旦发生跨地区的重大环境问题，就需要一个组织机构强有力的协调，这个强大组织的产生，必然要以人们对“绿色GDP”的认同为前提。
在“大部制”改革方案中，人们看到的一个变化是――组建环境保护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发生这个变化，正是全社会已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宁可放慢GDP增速，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保总局改为环境保护部，这与中国国情和行政架构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坦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将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必须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力度，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组建环境保护部，将有助于加强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问题的统筹协调。
“绿色GDP不止催生了一个环境保护部，应运而生的还有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及由国家发改委管理的国家能源局。”褚君浩代表说，节能减排关系到国家的未来，非常需要“大部制”的统一调度。换句话说，无论是环境保护部，还是能源委员会、能源局，新增“大部委”透露出的信息是：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升GDP的“绿色含量”，这正是中国政府最该管好的大事。
刚柔相济做大社会组织
“有限责任政府，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一定是要刚柔相济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慈怂担这是因为，公共财政资金来自税收，税收是有限的，财政资金如何分配，那一定是有刚性标准的，不可能全覆盖，那就少不了“柔性”社会组织拾遗补缺。
打个比方，一个低保家庭，孩子得了白血病，按照医保政策，除了医保支付的医疗费用外，病家需自行承担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对这个家庭是个大困难。接下来，依照医疗救助政策，这个家庭还能享受来自政府的补贴。但即便如此，还有10来万元的费用要由病家承担。这可怎么办？最后的希望是，这个白血病孩子能得到慈善救助。但有一个前提：这个地方的慈善组织要足够强大，具备相当实力。如此“刚柔相济”，做大社会组织，推进“小政府大社会”，民生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推进“小政府大社会”，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是众多“社会新阶层”代表的共同呼吁。来自现代服务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樊芸说，她所代表的新阶层，面临不少发展困境――各个政府部门的要求不同，以至于公司名称不能共融，估价师资质不能共用，牵扯精力很大。
“现在机构整合，形成合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樊芸说，“大部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把不该管的，转移出去，管好该管的”，有了现实的体制保障，将可激发中介组织的活力和创造力。
责权对等提高行政效率
“一头猪，喂养、运输，归农业部门管；屠宰归农业部门、质检部门管；流通领域归工商、食药监局管；防疫归卫生部门管。”全国人大代表、嘉定区委书记金建忠扳着指头，算算“多头管理”给基层带来的困惑，“而且，不同部门标准不一。像瘦肉精标准，卫生部和农业部的标准不一样，农业部的标准要高20多倍……”
“一个小区的裙楼被开发商当作商铺出租，居民举报了这起‘居改非’，结果，房地部门和规划部门相互踢皮球，居民们困惑了，干脆把房地、规划一起告上法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参事金长荣说，发生那么多的“民告官”案子，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职能部门职责交叉，好像谁都“有责任”，结果却是谁都不负责任。
因为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各部门就容易习惯性地有利益一起“上”、有责任一起“逃”。而在种种利益当中，就包括审批权。“重复审批的危害，不仅是行政效率的低下，更容易滋生腐败，助长权钱交易。”在金长荣看来，“大部制”就是要着力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能，明确相应的责任，做到权力和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切实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金建忠表述了一个想法，是否可以通过“大部制”改革，把微观的审批权力“下放”。“以往，郊区的公交归市里管，要设一条线、买车辆、定票价，都要审批。”金建忠说，2006年1月，市政府权力“下放”，区政府现在可以根据实际要求，设置线路，更换车辆，定票价，去年10条线路票价定1元，结果运量猛增，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
“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政府在微观管理中，要尽可能‘放权’，这样会大大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民生。”金建忠对此很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