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下的宝贝这样成长――记上海第一批个体工商户
他们曾经无所事事,通宵在路灯下打牌嬉闹,被称为“路灯下的宝贝”;他们曾经为个体经营户的身份感到羞愧,看到熟人就想转过脸去;但是,他们也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和受益者,继而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回报社会―――他们,就是上海的第一批个体工商户,见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最初只是权宜之计!”
1981年初,上海滑稽剧团排了一出反映青年响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自谋就业出路的新戏《路灯下的宝贝》,戏中“宝贝”的原型,就是虞惠和。据当时报载,虞惠和是上海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中最年轻的一个:1979年末,年仅19岁的他拿着一张手写的营业执照,在家门口摆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位。
“当初一点也不想做个体工商户。”忆起往事,虞惠和毫不讳言。1979年,高中毕业的虞惠和适逢知青返城大潮,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工作没有着落的他和一群同龄人游荡于社会,常聚在家门口的路灯下打扑克,喧哗扰民,被街坊邻居戏称为“路灯下的宝贝”。因此,当政府鼓励青年自谋出路、从事个体经营的消息传来时,虞惠和禁不住父亲劝说,在家门口摆出了自行车修理摊,以告别“宝贝”的身份。
摊子摆了出来,但虞惠和还是觉得做个体户脸上没光彩。要知道,当时他的同学要么分配去了国营企业,要么去了集体企业,即使是一同无所事事的朋友,也在等待分配到街道生产组的机会。而做个体户,意味着放弃吃“大锅饭”的机会,“要不是登记时工作人员说从事个体经营不影响以后的就业、参军,我可能还迈不出这一步。”那一刻,个体工商户只是虞惠和实现就业的权宜之计。
“原来市场需要我们!”
虞惠和刚摆摊时一直躲躲闪闪,回避同学、朋友,看到熟人过来,赶紧躲到摊位后面藏起脸,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他还有自己的担心:做个体工商户,无劳保、无政治生命、无组织关心……很有些被边缘化的感觉。直到一件小事,让虞惠和获得了信心和快乐。
那时,国营修车店实行早八点、晚五点的营业时间,过了营业时间,就不再提供修车服务。有一天深夜11点,虞惠和已经收拾好摊位了,有个顾客找来要求补胎。顾客说,车子已经推了半个多小时,依稀记得这边有个修车摊,特地过来碰碰运气。虞惠和很快修好了车,收了1角钱修理费。谁知第二天,这位顾客又来了,虞惠和心里一惊,以为自己没有将顾客的车修好。没想到,顾客是专程来道谢的,说自己住在浦东三林,如果没有虞惠和的夜半修车,那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这件事让我明白,原来市场需要我们,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虞惠和重新审视了个体户的岗位,生意也越来越有起色。而随着《路灯下的宝贝》上演,他的故事、和他一样的年轻个体户的故事,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各方面关心下,这些“宝贝”曾经担心的劳保问题、组织问题等也一一得到了解决。虞惠和1982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共青团十一大上海唯一的个体工商户代表;又在1986年加入***,成为上海个体工商户中的入党第一人。
“我们也能回报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承认。而为了让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找到“娘家”,上海也分别在1986年和1991年成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以弥补个体户、私营企业游离于当时体制外的空缺。
虞惠和告诉记者,加入个体劳动者协会后,受到了更加全面的关心。协会在个体工商户、私企经营者中开展了普法等一系列自我教育活动,同时为个体工商户、私企经营者提供法律、信息、培训等多层面的服务。因此,在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后,虞惠和也开始考虑回报社会。他利用善于修车的技术,为残疾人免费检修残疾车,遇到家庭困难的残疾人,还买来残疾车零件组装好分文不收地送给对方。对于这些,虞惠和想得很简单:“当时社会上有些不利于我们的言论,但是,我就想通过这些事情告诉大家,我们也能回报社会。”
在上海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中,像虞惠和这样一路走来的还有不少:有为失足人员重返社会创造条件,获上海市平安英雄称号,并当选为市人大代表的静安区个体业主王元洪;有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获上海市平安英雄称号的卢湾区个体修车业主项全雄;有一把爱心剪奉献数十年,获上海市十大杰出志愿者称号的虹口区个体理发业主殷仁俊;有心系失学孩童,多年来省吃俭用捐款30万元帮困助学,获上海市十大杰出志愿者称号的闸北区个体业主刘玉瑛……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社会对个体工商户的看法。如今,上海的个体户数量已从30年前的8000多户发展为近30万户,成为上海市场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