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从农村回归城市

　　1968年，按照***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若干年后，农村的大部分知青开始回归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这一轮回，改变了知青的命运，也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曾在贵州农村插队十年的作家叶辛，对这段难忘的历程有着自己的感悟。

　　上海知青有111万人，占上海700万城区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太想去。而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不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春天。我就是在这年3月31日出发去贵州农村插队的。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文革”期间上海知青有111万人，占上海700万城区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如果一列火车装一千人，把这些知识青年送到农村需从上海开出多少列火车就不难想像了。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响应***的号召”、“好儿女志在四方”是我们当时的口号，人人都喊。喊的同时，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们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

　　青年上山下乡是分层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国家基本不管，知青参加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第二个层次是到外地的国营农场，每个月有32元；比外地国营农场层次更高一些的是军垦农场，除了能有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每个月的生活费有36元，这在当时很有诱惑力；第四个层次是到上海市郊的农场，比如崇明、奉贤、南汇的农场，尽管劳动也很苦，月工资只有24元，但是离上海近，回家很方便。另外，上山下乡还有一个层次叫自寻投亲插队。20世纪，移民上海最多的是江苏人和浙江人，所以只要原籍有亲戚收留，知青就可以过去。在上海111万知识青年中就有51000人到江苏去插队，还有32000人到浙江去插队。而我根据政府安排去插队的贵州省，那儿的上海知青也就一万余人。

　　当时我们是6个年轻人一起插队落户在砂锅寨。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茅草屋没有窗户，门是用牛粪敷的，单从外面看就已然能感觉到它的阴暗潮湿。第一次看到这座茅草屋时，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们的表情并不为过。要知道，在上海目之所及最简陋的房屋也是用纸筋石灰敷的。可生活还得继续，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十年七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这10年使我熟悉了最贫穷山乡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思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真正生活。

　　我们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

　　10年中，我们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当时唯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6个人，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提及关于上海的消息，像是夏天天气有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外滩流氓闹事，这些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这10年里，我回上海探亲共三次。当时国家规定知识青年一辈子只能探亲两次，我之所以有三次机会，是因为这三次都是应出版社要求，回去改稿子的。一旦回到都市，我就感到上海的马路特别洁净，上海的阳光特别灿烂，上海的人民广场特别宽阔，无论是南京路、淮海路都让我有一种亲切感。我想所有知识青年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这份思念就愈加强烈。

　　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下乡的知青，还是无奈被动而来的知青，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是回到都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的话，而是因为他们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8分钱。）像我们那儿，一天工钱五毛九分六，不到六毛钱。即使每天劳动，一年200元左右的收入只够买米。但人的基本生活不是仅仅有米就够了。洗脸要毛巾；刷牙要牙膏；衣服破了要买衣服。在插队后期，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要活下去，还要完成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而这些生活问题最终得到反映，或者说“文化***”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大调整后，恢复理智地看待这件事，则是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73年。

　　那年，***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主席已经认识到知识青年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的回归浪潮。这股浪潮所表现出来的正是1700万知识青年的共同心愿。幸运的是当时***和国家领导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要把户口迁回来，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

　　其实，在1979年知青回城浪潮爆发之前，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在贵州的10600位上海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当时地区大学很少，知青可以选择在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读一到两年，到时候就能被分到县里或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这类中专学校解决问题的。

　　当时中央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凡是国家安排过的，像是上过中专的，无论是被安排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山乡小学，只要工作了，领国家工资了，就不能回来了。

　　而即使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知识青年回上海仍十分艰巨。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是住房。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拥有几平方米的权利。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甚至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想法：没有上山下乡的弟弟妹妹，也许当时是因为***姐姐去插队落户才使他们有机会留在上海，但是他们毕竟也不富裕，肯定会有各种利益关系。因此法院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案子―――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只有写保证书，保证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上户口。

　　我的情况和大多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

　　返城后的知青背负着融入城市时的矛盾，仍在不停地还债

　　在整个返城潮中，有脱离农村回归城市的，也有真正留下扎根农村的，然而无论是哪一方，知识青年的命运都可谓坎坷异常。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知青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文凭、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前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抱歉我们不能吃了，我们要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是酒店保安，晚上饭店生意好，车子多，很忙；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帮人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孽债》中，我写到过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顶替后就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除了热水瓶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什么都能修。录音机坏了能修；电视机坏了能修；一个桌子腿坏了，一个下午就修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现在却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元，他已经很满足了。他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当初我写的小说叫《孽债》，大家只从故事层面来理解，其实这是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来写的，我们的债并没有还清。返城后的知青背负着融入城市时的矛盾，仍在不停地还债。

　　这种困顿从知青最初回归都市时的艰难便可窥一斑。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这还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我单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对李庆霖的来信作出批示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父母有多个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政策上也允许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的***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在外插队，因此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妹妹回到上海，先被安排到街道里弄生产组，每月有22元。这还是在1975年，到了1978年、1979年，大量知青涌回城市，根本无法安排工作。有一部分国营厂矿，比如造船厂、钢铁厂，安置了一部分知青。好的国营大厂一个月可以拿46元钱，能够进这样的工厂，那是最好的。更多的知青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会来安排，好一点的由街道工厂来安排。上海目前有一些区长、副区长，有一些厅局级干部，都是知青出身，他们就是从居委会、街道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这30年来，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当年，形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词，叫“波澜壮阔”。1700万人从中国的大中型城市涌进广阔天地，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掀动了社会，触及了许许多多普通的家庭。千万人一拥而下，客观上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吃饭问题、收入问题、青年人的恋爱问题。我记得在解决知青问题的***政治局的会议上，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我们当时总说七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想要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那是因为在生活中有了感受，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就像十年动乱带来了很大的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造成很大的戕害，还有很多没有还清的债。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上山下乡的十年又七个月的日子里，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们经历了三个思想阶段，从最早比较虔诚、比较狂热、比较盲目，到在农村比较严酷的现实中，产生困惑、无所适从，想离开，到最后开始觉醒。要真正从这条路上走出来，要靠良知，凭着才华从乡间小路上一步步走出来。同时我看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活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们，他们经历着大自然的风雨，经历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风雨。这段生活带给我更多的是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它也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

　　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变得聪明，变得灵活，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