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光――上海科技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撷芳录

位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上海光源工程是上海市首批科教兴市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具有几十条光束线和上百个科学实验站。建筑面积达3.6万平方米，主体外形像“鹦鹉螺”，将成为园区新地标。（资料照片）
　　

　　89年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一次以“赛先生”的名义进入中国。白驹过隙，一个世纪已过，对于今日国人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已成颠扑不破的真理。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人才强国”，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三十年，我们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在汹涌澎湃的当代世界科技潮流中奋力追赶。上海亦处其间。

　　12月5日，亲历上海30年变化种种的科技界人士汇聚科学会堂，抚今追昔之间，亦对上海科技创新的未来不无启发。

　　从涨工资说起

　　1977年至1988年上海市科委党组副书记丁公量老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那时候有同一批大学生，毕业分配时候，优秀的分配到了研究所，当了研究科技人员，比较差的分配到了工厂，当了工人。有意思的是，工厂工人拿的工资更高。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丁老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1979年的市委扩大会议上，他在发言时举了好几个类似的例子，为的就是提高科技工作者的工资。

　　丁公量：涨工资，看上去是小问题，实际上提高工资就是提高他的地位。1977年，上海科委重新成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搞活”，包括如何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和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得尊重他们的知识，尊重他们的理论。当时科研人员工资低，提高工资就是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要把他们当知识分子看待，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才能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金柱青（1983年-1992年上海市科委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鼓舞了我们上海科技战线的同志，那时党要求把工作中心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把过去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大家都准备大干一场。当时领导市科委工作的几位同志在1979年8月提出，让七个科研所扩大自主权，科技系统迈开了科研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我们那个时候很谨慎，提出的技术有偿转让与计划推广并行、推行“预算包干”经费管理办法等，反正不是“试行”就是试点，再不就是“设想”，总之就是三个字：没把握。一直到1985年3月，***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对照那个决定，我们的底气足了，确信前一阶段的很多实验、试点，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因此我们改革胆子更大了。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号召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这让制定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发展目标的上海，出现了科技工作者走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生动场面，进而出现了产学研联盟建立、科研院所全面转制等影响深远的改革举措。

　　华裕达（1992年-1999年市科委主任）：要我用一句话概括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那就是“充满激情的年代”。我们在“换脑子、找位子、谈路子”思想指引下，努力拓展上海科技进步新局面。具体地说，“换脑子”就是进一步明确“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企业、科技进步的导向是市场、科技进步的灵魂是创新、科技进步是全社会共同任务”的观念。同时，科委的定位从制定计划、布局项目的“小科委”，转变为推动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大科委”；科技工作的内涵从最早的科研成果转化，转变为以产业技术为主的进一步发展。“找位子、探路子”，就是经历一系列观念和体制的革新，推进了一批重大项目。1995年，安排“星火、火炬、成果推广”三大产业化项目307项，总投资18.26亿元；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安排科技攻关项目218项，基础性研究项目66项。计算机与微电子、生物工程与医药、新材料等三大高新技术产业，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科技工作的发展。

　　朱寄萍（1999年-2003年市科委主任）：当时我们提出科技工作的两个“点”：占领科技制高点、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占领制高点就是要走在国际的前列，正如我们登山队员就是要登珠穆朗玛峰一样。在世纪之交时，科技部提出12项重点，上海争取到领衔的或者参与的就有11项，光刻机、燃料电池汽车等。不管是两个“点”的理念，还是这些提前布局的项目，直到今天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非常“经典”。

　　常兆华（微创医疗器械（上海）公司董事长）：抢占制高点，企业也是责无旁贷。我们公司刚开始研究用于治疗冠心病的药物支架时，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支架是什么，甚至以为是“脚手架”，相关的工程技术也非常不成熟。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成功了。其中第一个治疗冠心病的技术是球囊扩张导管，比国外晚了30年；第二个产品，比国外晚了3年。而当我们生产出第一代药物支架的时候，我们跟国外公司几乎是同步的，第二代药物支架出来时，我们已经开始走在国外的前面了。这个产品在国内已连续四年市场占有率第一位，现在基本上每五六分钟，在世界某一个角落就用我们的产品，挽救了一个生命。

　　“最好的时光”

　　“如果学习只在于模仿，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科学，也不会有技术。”在经历过艰苦探索与轰轰烈烈大发展后，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举国确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观念。这一观念的确立，实现了从以技术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人们普遍认识到，科技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靠”，包括在上海。

　　李逸平（2003年－2008年任市科委主任，现任浦东新区区长）：从科技系统到区县基层，我的工作经历可以说是“市区联动”的形象体现，今天我就来讲讲“市区联动”。这也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创新性举措。21世纪以来，国际上科技发展的态势很猛，我国也提出了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当时作为上海的科技主管部门，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压力。我们想，除了自己直接推动科技发展之外，是不是还能进一步推动全社会的力量？“碰巧”的是，经过改革开放这么些年的洗礼，区县对科技支撑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苦于找不到切实的目标和抓手。打个形象比喻，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和区县，都有不同程度的“焦急”和压力，因此很容易一拍即合。在市区联动的框架下，我们跟12个区县签了合作意向书，通过“小巨人工程”、“创新热点计划”等，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也让区县尝到了一丝甜头。

　　陈志兴（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和前面几位老领导、同行相比，我觉得自己真“幸运”。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成立于2000年。这段时间，全社会对创新的迫切需要、对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的理解，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们不仅“不缺钱”、“不缺人”，还有那么好的氛围，堪称是“最好的时光”。还是用数字说话吧。1985年，也就是我国实行专利申请制度的第一年，全上海申请的专利总数是806件；去年，上海的申请总数是47205件。从1985年到现在，申请的专利总量是24万，如果把24万分成3个“8万”，我们发现，完成第一个“8万”，用了18年；第二个“8万”，3年零2个月；第三个“8万”，1年零10个月。再看去年的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已经达到每百万人口174件，全国的数字是19件，美国288件，日本253件。3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但足迹仍在，我们现在要沿此找到有上海特色的新轨迹，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