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努力走前列――九届上海市委七次全会侧记

25日，九届上海市委七次全会上与会同志在分组讨论。

　　“到2020年，上海将率先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和机制。”

　　“到2020年，上海将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确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九届上海市委七次全会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题，为上海注入了令人昂扬、催人奋进的信心与勇气。

　　站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谋划农村改革发展，面向城市未来发展思考农村改革发展，与会同志满怀高度责任感，认真讨论《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锐意改革、开拓进取，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开创上海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新局面，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实现上海在新起点上的新崛起努力奋斗。

　　跳出农村谋划“农村”

　　“上海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实施意见》对新形势下上海农村改革发展的这一判断得到了与会同志高度认同。大家认为，无论是从上海自身发展要求看，还是从当前外部形势看，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时不我待。上海中心城区600平方公里，人口稠密，要素成本高，许多产业发展的吸引力下降，只有从6000平方公里的全局统筹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海才能在新起点上实现新飞跃。

　　如何站在6000平方公里的全局统筹城乡发展？一些同志举例指出，浦东开发之所以取得成功，重要的规划因素是跳开老城区寻找增长点，进而带动老城区发展。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必须跳出市郊农村，站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谋划“新农村”，同时还必须以完善城乡规划为先导。

　　市委委员孙潮指出，从国际大城市发展经验看，农业对整个社会发展、生态资源和人文环境都十分重要，城市化不是要消灭农村和农民。保护好现有的328万亩良田，发展好现代农业，对于上海的发展极其重要。他还表示，闵行将在全市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市委委员吕民元认为，要综合考虑提高农业效益和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要求，认真研究未来本市农业人口规模减少和基本农田保有量之间的关系，并给予科学谋划。市委委员胡茂元建议，要科学统筹工厂区域、居住区域和城市规划布局，加强郊区之间的连接，进一步完善城市布局和形态。

　　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手段，但消除城乡差别绝非一日之功。市委委员戴海波、巢卫林等许多委员分析认为，相对全国而言，上海有较小的农村面积，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较好的农村组织基础，其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而且有可能走在全国前列。他们建议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先进生产技术、装备的运用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在公共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

　　市委委员孙建平认为，上海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是要立足完善土地政策，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规模化；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逐步解决政策和制度瓶颈；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完善农民社会保障机制。

　　让农民收入“水涨船高”

　　到2020年，上海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令人振奋。市委委员们表示，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促进农民增收。当前，面临经济“寒流”，更要千方百计促增收。

　　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6690元和11400元，为2.34∶1。近年来，上海农民收入逐年增长，连续4年迈上4个台阶，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市委委员们分析指出：工资性收入增长潜力小、农业经营收入增长难、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少，是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原因。

　　讨论中，如何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成为关注焦点。市委委员孙雷谈到，目前全市有120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已占全市农民总数的26％。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农民增收增加了渠道。今年，全市将通过培训214名合作社“当家人”，招聘大学生从事合作社营销、财务等专业工作，进一步提升合作社的活力和专业化程度，促进农民增收。市委委员彭沉雷结合区域实际提出，提高农民收入要“两条腿”走路。既要通过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产品等，提高农民农业收入；又要通过各种补贴扶持手段，鼓励农民就业，增加农民非农收入。

　　促农民增收更要靠“内因”发力。市委委员吴尧鑫说，可以对农民进行适当补贴，但不能让农民一味“躺”在补贴上，要引导农民走向市场。为此，他所在的区将利用3年时间培养1000个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推出100个组织化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30个有一定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创建5个农业品牌，让更多农民向市场要出路、从市场找收益。

　　发展现代农业，让农业“接二连三”，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许多来自郊区的市委委员体会深刻：一公斤橘子卖不了多少钱，但加工成罐头或饮料后就身价大涨。因此，要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优势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和“农家乐”，使农民有更多“钱途”。

　　攻克制约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市郊的基层基础建设成效显著，但积累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依然突出，而这些矛盾正成为农村、农业发展的“短板”。讨论中，与会同志认真梳理“短板”，认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必须攻克瓶颈。列席会议的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施南昌建议，将郊区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全市统一规划。列席会议的青浦区政协主席张布尔提出，要通过加快郊区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教育、卫生等资源配置对郊区的倾斜和支持。列席会议的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薛明扬提出，解决教育“短板”问题，应考虑农村学校校舍、设备等硬件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的城乡统一标准。在师资队伍方面，要加大中心城区教师对郊区的支教力度，鼓励优秀大学生去农村任教。

　　对于村级集体年收入低于30万的400多个村，与会同志普遍指出，要继续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强结对帮扶工作，逐步提高这些村的经济发展能力。

　　一组数字令人忧虑：全市1770个村级党组织中，书记平均年龄为48.3岁，村主任平均年龄47.9岁。而村干部中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只占42.1％，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为22.8％。市委委员李逸平指出，随着农村的发展，服务和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市委委员沙海林分析认为，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缺乏新鲜“血液”，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落后有关。

　　许多委员认为，基层建设是我们一切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突破瓶颈，一定要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市委委员孙卫国指出，过去，本市曾培养了一批从农村基层起步的领导干部，目前有的仍在区级主要领导岗位上，他们熟悉农村、农业、农民，对农村有感情，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应该注意培养和选拔任用相当一批具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区县级领导，同时还要选优配强乡镇和村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

　　市委委员赵奇讲到，农村目前人才缺失问题已到了危险地步，例如农技人才队伍力量薄弱，已经几年无人应聘乡镇层面的农业科技岗位，应高度重视农村的人才队伍建设。同时要切实解决好大学生村官可持续发展问题，建议在编制、待遇、社保等方面，通过乡镇层面建立相应的平台，给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