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考验上海社区建设三千居委会保卫大上海

　　今年春天，SARS侵袭上海。
　　上海，这个拥有1600万人口的大城市，至今尚未发现一例原发型非典病例，总发病率依然保持在个位数，这不能说是种偶然。
　　偶然中存在必然。在这偶然的背后，是依靠全上海市民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在这偶然背后，是依靠上海多年来的社区建设。
　　用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潘烈青的话说，政府多年来的悉心培育，上海的社区建设终于彰显效应；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徐中振则认为，这是一项社区参与、社会“培育”的积极成果。
　　上海的3393余个居委会、上海的社区建设，正在S ARS的历练中，愈显成熟。
　　防非重担落在社区
　　SARS是一种传染病。对付传染病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隔离传染源。
　　可要实施这一最简单的方法，却非常不简单。上海，作为一个16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每天有近300万的流动人口。
　　每天，百多万人纷纷从机场、车站、码头涌进上海滩，又像细胞一样地分散至宾馆、商场、社区……你怎么知道谁从疫区来，谁可能是S ARS的疑似病人。如果无法及时掌握这些情况，又怎能及时消毒、隔离和防治呢？
　　市政府很清楚，防比治更重要，治在卫生局系统，防在全社会。上海要严防死守，要打赢这场S ARS狙击战，就必须在管理职能上有所调整：以块为主，发挥“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
　　随着上海市政府一号通告的全面下发，各区县、各街道、各居委会相继成立了抗非领导小组，任务很明确：摸清情况，发现病例，及时隔离。
　　于是，某街道一位大妈会跑到她所在区域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配合有关部门对一位外籍友人进行医学隔离观察；一位居委会干部会为了解某房屋到底是谁来承租，可以在其门前从早晨一直守候到深夜。
　　老实说，要在一个新建小区，了解有多少人是“新上海人”，有多少家户口没有迁来，又有多少人经常外出？即便是在一个老式里弄，又有谁能对某户人家、某个家庭成员的出差日子、返沪时间了解得一清二楚？社区、居委会就此成了上海狙击S ARS的第一道防线。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就曾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作为市民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最小的城市管理细胞，居委会建设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区建设，正是上海发展的基础，上海发展的有力支撑。
　　上海有3393个居委会，他们像3393个探照灯和过滤网，他们把每个家庭、每个市民的来龙去脉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出现的漏洞一一堵死。
　　四级网络真实体现
　　把上海的社区比作“麻雀之身”也许不为过，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是家住浦东新区的潘老伯一天的生活：起床后，去小区健身活动中心活络筋骨，随后去菜场买回点心、小菜；午休之后，到居委会去读读报纸，到附近便利店捎回一些日杂用品；吃过晚饭，带着小孙子出去溜溜，与周围邻居聊聊天。要缴水电煤费，上小区邮局、银行都行；轻微的感冒，去小区卫生所、地段医院看看就成；碰上什么麻烦事儿，就近的警署、工商所等大多能解决问题……
　　对于潘老伯来说，“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是个有点拗口的词儿，但他对小区的生活着实满意。特别是此次S ARS的突如其来，更让他对这个词组有了比较实际的理解：几乎就在潘老伯刚听说S ARS这个新名词时，居委会的宣传栏上，已贴满了关于防非的各种知识；居委会和街道的干部们，已挨家挨户地了解起情况；而小区里，也增加了很多背着消毒药水，到处喷喷洒洒的消毒员。
　　这一切，对于潘烈青来说，则具有更深刻的含义。潘烈青说，事实证明，在这场突如其来的S ARS面前，上海能实现以块为主的责任制、居委会能有如此快速的反应，前期的制度建设功不可没。
　　粗粗翻阅了一下相关资料，从1996年起，本市有关社区建设发展，所制定的规章至少有21条之多。
　　回顾一下过去近10年的上海社区建设，不难看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用心良苦：“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机制，让许多权限得以下放，实现了基层权利的整合，强调了以块为主，使条块之间的运作更加积极有效；警署、工商所、房管办等对应机构，纷纷进驻街道，使百姓办事更加方便；大规模调整居委会干部，选聘了一批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能力较强的干部，充实到居委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保证了居委会工作再上台阶；在各个社区内，率先解决居委会办公和活动用房，并且大规模投入社区服务设施建设，落实居民急需解决的各类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政府声音帮助判断
　　“上海能经受住S ARS的考验，是靠一个社会网络的有效张力，居委会则是这个网络的有力支点。”采访中，徐中振抖露观点。
　　“别小看上海每天早晨都可见到的拳操队，这就是社会网络的一角。”徐中振举了个例子。在这些拳操队中，老人们可以尽情地相互交流，一些有关S ARS的防范知识和一些最新进展，都能够得到传递。同时，由于每天接触，老人们对于这些信息有相当的信赖度。这个普及率，不是仅靠居委会五六个干部，天天敲门传达所能达到的。
　　诸如此类的还有京剧团、合唱队等，上海这些年所做的就是依靠街道、居委会来培育这张网的形成，如今可算初见成效。在过去的几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对这些居民自发的活动组织高度重视，提供了经费、设施、场地和组织领导等各方面的支持，居委会干部在其中穿针引线，因此才有如今这般的红火。
　　“那谣言不是很容易传播吗？”
　　“非但不会，还能运用众人的力量，纠正个人偏差。”徐中振回答得斩钉截铁。
　　政府会发出主导性声音，如S ARS出现之后，市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有力措施，各种形式透明的新闻发布会……这些主导性声音，通过电视、报纸和居委会干部的传递，到达每个市民的耳中，帮助百姓做出正确判断。
　　居民也会对信息做出相关过滤，最终传到人们耳朵里的会是有效信息。如有人说，网上传言上海的非典病例缺乏可信度，在交流中，其他人就会运用他们所得知的正确信息加以反驳，纠正其错误观点，使个人偏离观点得以拨正。这就是社区的力量。
　　“新361行”加固防线
　　有家庭被隔离了，居委会干部每天会把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送到门前；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居委会干部马上来到你家，关切地询问……这些镜头，在S ARS期间，总是被一再重复。
　　你也许想不到，目前上海有三分之一的居委会干部不拿薪水。在S ARS面前，这些不拿薪水的居委会干部，同样没有退缩，相反，还和其他居委会干部一起，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狙击S ARS队伍。原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委主任韩坤林，在退休之后醉心于居委会工作，雅称“零号首长”，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还有无数志愿者，他们总是在社区工作遇到困难时，挺身而出。此次S ARS出现之后，马上就有自发组成的家政志愿者，为奋战在抗非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家庭服务，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据了解，上海社区志愿者的传统由来以久，早在1997年，有关部门曾有过统计，在邻里互助的志愿者活动方面，上海人的实际参与率已达75％，表示愿意参与率达88.1％。
　　在SARS流行期间，细心的你一定会发现，上海又冒出了很多“新361行”，小区消毒员就是其中之一。据统计，短短数周，上海总共有7000多名小区消毒员上岗。
　　“在这场S ARS战斗中，如果光靠居委会的五六杆***，很难有如今的结果。”徐中振说，有着各种社会服务团体和志愿者的参与，才会使社区这道防治S ARS的防线，变得如此有力。
　　潘烈青说，长久以来，政府一直鼓励对各类社会服务团体的构建，还出台了不少对社会服务团体的政策优惠和倾斜。这次在S ARS期间成立的“消毒队”，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如果让居委会干部负责对小区的消毒，既加重了她们的负担，使其无法脱身正常的工作，又在消毒业务上显得不够专业。成立“消毒队”，让政府在有需要的时候，购买他们的服务，可谓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