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上海农民工

　　他们，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更在影响乃至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拥有9400万之众，并以每年500万递增的农民工，正在中国历史上实践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进程。
　　最近，多则新闻引起了我们对农民工的注意：九月底，全国总工会召开十四大，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纷纷呼吁：要为农民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中也要建立工会组织，并使其成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坚强后盾。
　　教师节前，******到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看望教师，言语殷切：“一定要让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有书读、有学上！”
　　在江苏省，省公安厅日前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在今后的执法和管理工作中，禁止出现“打工仔”、“打工妹”的称呼，一律改称“同志”。
　　在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在近日对在沪务工经商的21万外来从业人员发放老年补贴凭证。这意味着，他们将在回乡度晚年时得到一笔上海市政府给予的补贴金。与此同时，上海嘉定马陆镇的“希望经济城”开发区内，一幢幢“民工公寓”正拔地而起，总投资近3亿元，建成后可容纳3万名外来务工者。为民工造现代化公寓，在上海还是头一次。
　　不约而同地，从媒体，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都逐渐将目光投向农民工这个普通而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生活里，有多少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品读？又有多少现象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上海的外来人口已达387万，其中约280万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
　　上周六，家住普陀区的上海居民老李是这样度过的：
　　早晨起床后，像往常一样，他到楼下取牛奶，拿报纸―――也许他没有想过，那位从不曾谋面，但每天兢兢业业为他服务的送奶工，是一名外来工；
　　早餐后，他去菜场买菜，同卖菜的摊主讨价还价时，对方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他，也是一名刚从田埂上走来的农民；
　　回到家后不久，门铃响起―――纯净水公司送水***了，汗流浃背的送水工，又是一位农民工，把两大桶水扛到了老李家门口；
　　十点，钟点工李阿姨如期而至，手脚麻利地开始扫地、烧菜、做饭、整理房间。闲聊间，李阿姨说起了自己从苏北乡下到上海打工的经历。
　　下午，老李外出，又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到这样一些人：在街头，背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带着陌生而好奇的眼神，三五成群地行走在人流中；或者三三两两的，要么站在一起，要么随意蹲坐于地，灰蒙蒙的衣鞋，就是他们在城市里流动的身份象征。
　　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本市人口为1674万，其中外来流动人口达387万。而在这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外来人口中，约有72％为来沪务工的农民。也就是说，在上海，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1人是农民工。
　　是的，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外来务工者无法分割。他们，生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追溯民工潮，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数青壮年农民开始纷纷踏上离乡的列车，走进曾让他们感到陌生的城市寻找新的生活。从那时起，作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独特现象，亿万农民大范围、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就业，再未停止过。
　　十多年来，伴随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情形，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让大量农村人口走进了城市。
　　从安徽巢湖到上海来打工，今年只有22岁的小周，已经在上海一个建筑队里干了两年多。“为什么到上海来？因为家里没活干啊，我家9口人，光靠那几亩地咋过日子？”小周说道，“我们村里，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基本上都出来了。就这工地上，我同村的老乡就有好几个。”
　　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在农村，这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少地方的农村里，甚至出现了“年轻人打扑克、妇女打毛线、老人打瞌睡”的“悠然”景象。
　　来自劳动保障部门的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达到9400万人，并以每年500万的惊人数量在递增。在上海，约有280万农民工，他们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苏、浙江、四川、河南、湖南等地。其中，安徽籍外来务工者人数最多，约为120万人。在年龄结构上，20―35岁的青壮年则占55%以上。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从建筑工地到餐馆饭店、从搬运公司到理发店，从一个个物业小区到众多上海人家庭，外地农民工的身影几乎随处可见。工业、建筑和餐饮服务三个行业，成为他们在上海的主要就业领域。
　　离开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曾经“安土重迁”的他们开始了常年在城市务工的生活。而近280万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工，如今也渐渐成为许多上海人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们，已经和上海息息相关。
　　如果把以农民工为主的常住外来人口的贡献计算进来，去年他们对上海GDP的贡献应在10%到15%之间。
　　“没有小朱，我们两口子的生活不可想像。”说起自家保姆，70多岁的张老先生一开口就来了这样一句话。
　　六、七年前，两个儿子移居美国，张老先生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相依相靠。去年，老伴突然患上老年性痴呆症，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张老先生一下子懵了：腿脚不便的他，自己还需要人照料，现在老伴又成了这样，日子还怎么过？为此，他到街道老年护理中心请来了一个保姆。就这样，从河南驻马店来打工的小朱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自从小朱来后，不仅每天照看、服侍老太的事被安排得妥妥当当，老张不用再操心，而且家里买菜、烧饭、洗衣服等等杂活，小朱也全包下。不用忙进忙出买菜做饭了，看报读书的时间回来了，老张的日子终于找回了一份轻松和闲适。
　　事实上，如今已跨入“老龄化城市”行列的上海，常住老年人口数超过了240万。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平日的起居生活，离不开保姆或者钟点工。而今日上海，90％以上的保姆都是外来务工的农村女青年。农民工，正成为沪上保姆或家庭护理行业的主要劳动力。
　　这一点，静安寺街道老年生活护理中心的徐青凤副主任，心里有本清楚账：“我们这个护理中心要为辖区内上百户老年人提供家政服务，而在中心工作的116名雇工中，上海本地人只有8个。没有外地人来做雇工，不仅中心运转不起来，辖区里那么多老年居民的生活恐怕也无法正常继续。解决上海的老龄化问题，离不开这些农民工的辛勤努力。”
　　静安寺街道并非特例。在上海的许多老年护理中心，这是个普遍现象。一年一度的春节，当这些保姆大规模返乡时，许多子女不在身边的上海“空巢”老人家庭，生活几乎陷于困顿之中。逢年过节请不到保姆、找不到料理家务的雇工，成了沪上许多老年人每年春节都唠叨的“烦心事”。
　　不仅仅在家政、护理等行业，今天，上海的一些传统产业部门也离不开农民工。资料显示，上海的1143万左右劳动适龄人口中，农民工占了22%。在建筑、市政建设、大型制造业等领域，单就人数而言，农民工已成一线工人的主力军。
　　近年来，随着体制的转换，上海本地劳动力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越来越多人转到增长迅速的现代化经济部门就业，传统产业部门，如农业、制造业、零售商业、家政、环卫、搬运等服务业却由于发展缓慢、工作条件差、工资水平低，而使本地劳动者不愿进入。农民工的进入，恰恰缓解了这些部门的就业不足，降低了产品成本，并使上海的经济能够正常运转，也让市民们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服务，提高了生活质量。
　　2002年，上海人均GDP已达到4900美元。对此，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专家管清友表示，如果把以农民工为主的常住外来人口对GDP的贡献计算进去的话，即使考虑到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特点，他们对上海GDP的贡献也至少在10%到15%之间。
　　的确，和国内其他一些大城市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上海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了。
　　对城市生活看多了，感受多了，打开眼界的他们，渐渐有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
　　从古老的土地上走来，他们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脚踏进了陌生的大都市。
　　滚滚的车流、人流，光怪陆离的商店、广告牌，让他们头晕目眩。而新奇、激动，和一点点怯意，是他们走进上海的第一感受。
　　当千千万万农民工第一次离开农村来到上海时，他们无疑充满了对城市的好奇和急于融入其中的激动。随着他们打工生涯的开始，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他们渐渐明白了什么叫成本、利润、市场、竞争；在耳濡目染的城市生活里，他们开始知道何为肯德基、麦当劳、卡拉OK、网吧……
　　对许多农民工来说，上海就像一本生活“百科全书”，在帮助他们慢慢开阔视野的同时，也教给他们很多新鲜事物，还有农村里学不到的本事。对城市生活看多了，感受多了，打开眼界的他们慢慢有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
　　这种改变，首先从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开始。
　　刚从安徽六安到上海时，蔡志华做的是送水工。那时，他每天要骑一辆挂两个水桶的自行车穿街走巷。在乡下甚至在县城，蔡志华骑车从来都是怎么方便怎么走，根本没人管。这让来到上海的他吃了不少亏。第一天外出送水，他两次因为乱闯红灯，被拦下来罚款。工作不到两星期，改不过来的习惯，让他又一次闯红灯而被交警拦住。说什么也不肯交钱的他和交警吵了一架。结果，车被扣了，水没按时送到，第一份工作也因此丢了。现在，见多了闯红灯引发的交通事故，在餐馆里送外卖的蔡志华“老实”多了。“以前不懂啊，现在知道厉害了。罚款？那是为你好。”
　　像蔡志华一样，来上海前，大多数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拘小节”，过于随意。长期的农村生活，还使得他们的“规则意识”相当淡薄。于是，初来乍到，许多人感到与城市无法合拍，极不习惯：衣冠不整有人嘲笑；随地吐痰、乱扔烟蒂会被罚款；闯红灯、穿马路警察要管。一开始，他们很不适应并因此滋生了抗拒心态。一段时间后，尽管不太容易甚至会付出代价，可渐渐对此理解和接受的农民工，还是慢慢地改变了。
　　在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之外，改变，更多地发生在农民工的头脑中。城市生活日久，许多农民工从小到大形成的传统、守旧、狭隘的思想观念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会在城市现代文明的一次次洗礼中悄然变化。
　　和老乡下馆子、买衣服、抽烟，这是建筑工小刘每次领到工钱后的固定支出。以前，下馆子时老乡间轮流请客，那是惯例。尽管看到过身边的城里人吃饭时搞什么AA制，各自付钱，可小刘他们从来都“不耻于此”。“看上海人那小气劲儿！”工友们聚在一起，这是少不了的一句。
　　可渐渐的，吃来吃去，他们觉着不太公平了：我这一顿人多菜贵，花钱不少；他的下一顿聚不起几个人，没点啥菜。算来算去，小刘感觉自己老做“冤大头”，心里开始闹得慌。终于有一次吃饭，小刘憋不住了：“其实……他们上海人那个AA制好像也还行，我看每个人都挺高兴的。”出乎意料，这话居然引来工友们一片赞同声。小刘乐了。那以后，再下馆子，AA制开始不时出现在他们聚餐的饭桌上。
　　观念的改变，远不止于此。从AA制到人际关系、社会交往模式，到家庭观、婚恋观，都市生活带给农民工太多的观念冲击。
　　最近，老家在贵州凯里的小田，和同在饭馆打工的江苏小伙子周晖在上海筑起爱巢。小田是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毅然作此决定的。在凯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俗还根深蒂固。小田家里也一样，已经给她相好了一门亲。可看惯了城市里年轻人自由恋爱的景象，小田有了“自订终身”的想法。最终，她“违背”了父母之意。
　　变化，总是静悄悄地发生。而每一次变化的背后，都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城市对农民工更为深刻的改变，应该是促进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提升了对人生价值、生活目标的看法。
　　张立胜，7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一家花木园艺场打工。七年来，上海给他最大的感受是“压力”：“公司里像我这样的外来民工有100多号，每年都有新人不断地进来，也有人不断地走。不遵守纪律、工作不勤恳，随时都可能被辞退。”张立胜把业余时间全都扑在了插花上，他买了二十多本专业书，每周六到公司仓库练插花，周日则骑车在各大宾馆中晃悠，看看宾馆里的插花有何借鉴，就连平时看新闻、电视剧，他的目光也总是停留在屏幕里的一盆盆鲜花上……
　　在上海，像张立胜一样的农民工正越来越多。城市的生活让他们日益明白：今天，要融入城市、站定脚跟，已经不仅仅靠体力。
　　在尝试着融入上海的日子里，广大农民工所习惯了的乡土文化和从小到大养成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开始经历一种与城市文明从碰撞、冲突到逐步适应、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在这些细微而深刻的改变中实现。
　　最初的改变，发生在每一个农民工的身上。可是，当无数农民工离开上海，返乡回家的时候，这种改变，就走进了千千万万个农村，影响着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带着“打工赚钱，回家盖房、娶媳妇”的念头，农民工来到上海。而其中许多农民工在城市过了一些时日后，带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收获，更带着先进的文化观念、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回到农村，改变农村。曾经，他们对城市里的新鲜玩意儿侃侃而谈，现在，回乡的他们更热衷的是家乡征地的政策、投资的环境、创业的可能。
　　这种改变，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将久远而深刻。
　　翻阅《辞海》，找不到“农民工”这一条。他们是城市中的“农民”，还是农村中的“市民”？
　　翻阅最新的1999年版《辞海》，找不到“农民工”这一条。目前，我们对它的定义尚只是简单一句―――常年在城市企业务工，但户籍仍在农村的人。虽然他们对城市的奉献很大而深远，然而，他们的存在也构成了独特的社会性问题。农民工究竟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城市中的“农民”，还是农村中的“市民”？对农民工该如何界定性质，进行政策导向？对这一系列问题，各界充满了争论。
　　日前，学术界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等专家认为，农民工已经具备了产业工人的一般特征，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为产业工人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因此，应该把农民工纳入到产业工人的范畴，让他们享受真正的国民待遇。这样做，将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打破户籍壁垒，既促进了社会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符合WTO规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对这一全新的见解，也有学者在肯定中提出了疑问：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还没有完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很难进入城市产业工人的行列。但是，外出打工的经历又使他们很难完全回归到原有的生活中去。他们准确的社会角色，是城乡双向的边缘人群。农民工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农民问题，只有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好农民工面临的根本问题。
　　真理总是在论辩中越辩越明的。学术界对农民工的高度关注与深度探讨，无疑会提升人们的认识水平。
　　9月22日，在中国工会十四大上，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首次在报告中将进城务工人员定义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
　　由此，我们理应对“农民工”来一个“刮目相看”，予以重视，予以关心，帮助他们解决这样那样的困惑与难题。
　　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中行走，是目前农民工面临的尴尬情景。
　　而在困惑中思考，在关注中呼吁，则是社会对待农民工问题的真实写照。